相較於2003年的非典肺炎(SARS)，今年的新冠病毒肺炎在診治上或許更為棘手、傳染速度也更為凶猛，但對於同樣走過SARS疫情、有類似防疫經驗的中國和台灣而言，這一次，兩國的防疫成效卻大相徑庭。
從數字上來看防疫，2003年的SARS疫情期間，中國總計有5,327個確診案例、349人死亡，但17年後，中國染患新冠病毒肺炎的確診人數至今已累計至少8萬人、3,158人死亡，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的程度相當於當年SARS的9-15倍。
反觀台灣，當年的SARS有346人確診、37人死亡，但17年後，台灣截至目前為止，只有48個確診病例和1人死亡，可以說，將疫情控制在只有當年的七分之一。
地狹人稠的台灣怎麼做到的？幾乎所有在台灣的防疫公衛專家、包括副總統陳建仁都會說，是從SARS慘痛的防疫經驗中學到的教訓。
但與其問台灣學到了哪些教訓，不如問，為什麼一樣有過慘痛的SARS防疫經驗、世界第二大強國的中國卻沒學到教訓呢？
中國在這次防疫中，為何重蹈覆徹、又犯了那些要命的錯誤，才導致疫情失控呢？
錯誤一：政治掛帥
台灣的防疫專家都無法理解，為何這次新冠病毒會“人傳人”的這個事實，中國一線醫護人員從去年12月底應該就檢測出來、也已經知會WHO，但官方卻遲至1月20日才願意公開承認並提高防疫規格呢？
去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是第一個將染疫病人的類似SARS病毒檢測報告轉發給醫生圈的人，也因此她自稱是“發哨子的人”，有了她，才有了1月初眼科醫師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訓誡的事，但其實，艾芬自己也受到醫院內紀委的嚴厲斥責和封口，讓她自覺“整個人都垮了”，而且整整三週內只能偷偷要求同仁把防護衣服穿在白袍內，一方面自我保護、一方面配合院方說謊、以免引起民眾恐慌。
近日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的她，經歷多位醫護同僚染疫倒下後，非常後悔當時沒有勇氣說出真相。而她的這篇近8,000字、勇敢說出一切真相的專訪在發刊數小時後，卻還是被中國官方封鎖下架。
對此，台灣前衛生署長涂醒哲認為，中國從初期的隱匿疫情到封鎖疫情消息等諸多作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決定，而為了配合政治，讓人民和一線的醫護人員嚴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風險中，甚至讓防疫出現這麼大的缺口，這是台灣絕不可能犯的錯。
“這次中國疫情之所以這麼嚴重，就是政治凌駕專業…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權。威權一來，專業就沒辦法做專業的事情，就慘了。”他說。
塗醒哲說，台灣有民主監督、政治問責體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灣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也都把前線防疫的決策交給陳時中所組成的專家團隊，讓政府各部會退居二線配合防疫並統籌後勤作戰，包括醫療物資的補給發放和居家隔離的實施等，這才讓台灣能這麼井然有序地打這場戰役。
他說，民間戲稱，台灣這次防疫要“順時中”、不能“逆時中”，其實，不是在造神，背後最大的意義就是，尊重陳時中專家團隊的專業，避免政治干預防疫。
錯誤二：料敵從輕
台灣衛福部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於3月11日記者會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部分端倪。
當時，陳時中才剛處理完兩岸二次包機，接載回滯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面對記者詢問，他道出兩岸主事者對防疫規格的認知落差。
他說：“對方是相關的官員，所以，在專業的對話就相對少，像是，我們希望(登機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是覺得說，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但我們覺得，這樣的防疫(規格)恐怕不夠。所以，認知上面的不同，就會產生做法上的不同。”
陳時中認為，面對新型流行傳染病，有太多不確定性和未知數，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測之處，但凡是可測可防處，台灣都是盡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他寧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願事後生憾才來檢討防疫漏洞。
如果病毒是兩岸的共同敵人，那麼，從陳時中的話中可以看出，中國犯的另一個致命錯誤是部分官員習慣性的料敵從輕。
錯誤三：穩控手段過激
中國在防疫上，倒也不是完全不尊重專業，病毒權威專家鐘南山就是備受倚重的防疫大將。人權律師吳魁明說，中國黨媒在防疫上的宣傳，也是透過他的專業和公信力來救場，只不過，鐘南山對外發言的尺度，包括公開人傳人的疫情，及最近提出“疫情始於中國、但不一定源於中國”的說法，都還是在黨國的控制之內。
吳律師認為，專業上，鐘南山和8位被訓誡的吹哨人醫生都明白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他們也有良知和職業道德要更早公開信息，“但他們無力對抗這個體制，所以，做不到民間抗爭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當年SARS的(軍醫)蔣彥永那樣避開國內，把情況(洩漏)給外媒…不是他們比SARS年代的專家們的認知、人性和職業道德更差，而是現在惡劣的政治環境讓他們沒有更多作為的勇氣。”他說，
武漢今天的悲劇反映出的是，“中國現今的穩控手段太強，民眾更膽怯”，吳律師說。
錯誤四：做假文化深植官場
防疫除了要靠醫護人員的專業，也要有人民的配合，兩方面互相配合，才能有效，“任何一方失敗，整個防疫就失敗，”台灣前衛生署長、當年SARS疫情總指揮的李明亮說。
現任總統府資政的李明亮說，SARS一役給台灣最大的教訓是，政府一定要透明、誠實面對人民，給予民眾充分的知情權，“疫情好到哪說到哪，壞到哪說到哪”，這樣，人民才會相信，也要針對疫情進行公衛教育，避免無知引發更大的恐慌，一旦人民相信政府、充分了解疫情的進度，才會願意成為政府的後盾，共同配合防疫作戰。
當然，防疫的配套也要設想周全，並充分與人民溝通。
李明亮說，當年SARS期間，因為政府一度針對隔離的說明不足、再加上和平醫院封院帶來的負面效應，使得幾乎沒有人願意配合隔離，“一靠近，他騎摩托車，噗一聲就跑了，怕得要死，當年很多人隔離不起來。”
台灣這次防疫，醫護和人民的警覺性都相當高，雖然居家隔離者還是有上百位受罰的落跑者，但高危險群的強制隔離卻是安排得相當人性化、而且民眾也充分配合，是控制疫情的關鍵步驟，他說。
李明亮表示，台灣自SARS後，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體系，從與民眾透明化的風險溝通、專業的指揮體系，到邊境檢疫、隔離、疫病調研、法規和罰則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規劃。
不過，即便是健全的防疫系統，也有其負擔上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輕忽，避免疫情擴大，才能避免像武漢那樣造成防疫和醫療系統的大崩盤，否則崩盤後，再健全的系統也會亂了套，他說。
此外，李明亮說，他對經歷過SARS的中國，至今還是有做假的官場文化，很無法理解，他透露，SARS期間，美國人到北京調查，北京的醫院會把SARS病人用救護車載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給美國人看，他對這樣的劣質文化深植中國官場，“連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為然，更認為，這樣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禍首。
錯誤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国从1月底后，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强硬措施，然而，因为仓促实施、又缺乏周全的规划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和强力的反弹，乱象丛生。
涂醒哲表示，不能说中国的封城政策“不对，但做得不好。”他说，以武汉为例，封城前没有管控，造成5百万身体状况不明的人出逃，其实是扩大了武汉以外、甚至中国境外的疫情，封城后也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让城内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风险中。
而前和平医院急诊科主任张裕泰则直言，封城决策“是很笨的作法。”
他说，台湾从SARS学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并尊重第一线医师的诊断，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网之鱼。
张医师说，台湾只要有疫情，就会将急诊视为前线，高度重视，并即时在急诊室外启动发烧筛检站，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病人确诊后一定要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的动线也要重新规划，分为污染(red zone)、准污染(gray zone)和安全区(green zone)，以避免院内感染或医护人员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观察中国封城之后的配套、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大通铺的设置，都很难让他得出中国防疫水准达标的结论。
另外，他也同意，专业防疫和政治考量通常很难两全其美，以日本为例，想着冬奥就会耽误防疫，以中国为例，急着复工复产，就会在防疫上松懈，就连当年他在和平的院方高层也曾因为怕影响业绩，而忌惮疫情太透明，因此，在政治和防疫只能取其一的前提下，张医生认为，还是要回到专业的防疫。
错误六：政治作秀
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政治参与度也高的社会，平时虽然政治选边、蓝绿阵营严重对峙，但在疫情当前，防疫优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颜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并避免在此时操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秀，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在攸关生死的关口上，对政治操作的意图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弹很直接、也很尖锐。
最近在台湾，“任何带有政治意涵的评论，在疫情当前，都不敢出声。”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峻涵说。
在中國，雖然大部分人民走避政治敏感議題、民意也普遍難以伸張，但陳峻涵說，從中國副總理孫春蘭上週視察武漢市的青山區時，各棟樓住戶冒死紛紛大喊“形式主義，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於發聲的變化。
因此，在他看來，本週二，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赴武漢視察，雖然帶有武漢疫情受到部分控制的宣示作用，但本質還是不脫政治秀，令人卻步。他說：“台灣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輕重，去做這種政治秀。”
塗醒哲也說，習近平的政治秀，帶有復工復產的政治經濟目的，不是科學防疫的一環。武漢疫情是否真的走緩，他高度質疑，他還擔心中國二度隱瞞疫情，因為，習近平一出面，日後全國各地怕是沒有人敢聲張新增個案，以免影響到官方力推的複工和經濟進展，這將連帶降低了民眾的的警覺性。
李明亮則說，他相信中國的疫情可能有走緩，但近期中國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當不符合流行病學的鐘型曲線(Bell-shaped curve)發展，也就是說，疫情達頂峰後，也會是緩慢地下降，因此，他說，很難不讓人合理懷疑，中國為了復工、再次在疫情數字上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