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加大言論管控，壓縮學術空間，在美中關係越緊張下，美國學者在中國實地考察遇到更多困難。除了簽證申請難度加大，到了當地他們也遇到來自地方政府的猜疑、調查追蹤以及收集數據的困難。有些人被迫改變主題，轉為進行不需實地考察的研究。美國對中國學者施加的限制相對較少，美國學者擔憂長期下來將導緻美中兩國對彼此的了解失衡，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國《華爾街日報》最近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院副所長朱恆鵬因為在一個私人微信群中批評了習近平對經濟的管理而受到調查，他已經被拘留和免職。
許多西方學者過去因為在中國做研究而安裝微信，與當地人交流。中國當局近年來收緊對言論的管控，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不再使用微信，或是留意在微信上討論的內容。不只是為了自己，也為了還在中國的朋友的安全。
賓州布林茅爾學院助理教授勞倫‧雷斯特雷波(Lauren Restrepo)從事有關威權國家城市發展的研究。過去她的研究主題是中國當局如何利用城市規劃來控制新疆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群。 2014年是她最後一次踏足新疆，之後她在申請簽證上遇到困難。有鑑於研究內容的敏感性，她認為自己未來很難踏入新疆了。
從2015年開始，她在微信上的聯絡人大多將她封鎖，這些人很多是她在新疆實地考察時結識的關係很好的維吾爾朋友。雷斯特雷波表示，對本地人來說，在微信上與外國人建立聯繫“非常危險”，現在她已經和這些人完全失聯。
雷斯特雷波對美國之音說：“我不再使用微信，儘管我的手機上還有微信。當我住在新疆的時候，我基本上不得不使用微信。微信對你的心智產生影響，基本上就像是身邊有個警察，所以你只能說一些當局可以接受的話。”
朱恆鵬遭遇的事件令她想起一個比喻：中國的問題是，如果窗戶壞了，他們不會去修窗戶，而是告訴你他們的門有多漂亮，窗戶永遠修不好。 “所以當中國遇到經濟問題，解決方案是讓經濟學家'被消失'，”她說。
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學教授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表示，沒有微信在中國生活會非常困難，他對自己發布的內容非常謹慎，避免發布某些主題的帖子帶來的關注。
宋怡明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謹慎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不會發布批評習近平或批評政府的內容，除非它們真的很重要。對我來說，我仍然認為一個人應該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但我認為在推特、微信或臉書上發布帖子不一定值得冒著這些價值觀帶來的風險。”
在宋怡明研究的主題當中，有些題目的政治意涵相當明顯，但過去一年他能夠在中國10幾所大學發表演講而不受刁難，他認為與其點到為止的風格有關。
“這些主題的政治意涵對許多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我不一定明確地說明這些意義，我把它留給我的聽眾，我將來也會繼續這樣做，留給我的讀者自己去弄清楚歷史話題和中國共產黨當代政治合法性之間的聯繫，”他說。
紐約市立大學政治科學副教授李柯表示，她很難想像在中國，而處於朱恆鵬這個位子的人會用微信批評政府。在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都知道，任何有風險的內容都不應該在微信上說。
“在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大家都知道微信不一定安全，在微信上面說這樣的話，是有一定風險的。所以出現這樣一個狀況，我只能說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他的這個談話有可能只是私人之間的對話，但很顯然，即便是私人對話，恐怕也沒有辦法逃開國家的監控，” 李柯對美國之音說。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中國歷史副教授包愛梅(Emily Baum)認為這起事件很不幸但也不令人意外，特別是在中國的知名學者中，這種事情發生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例如在大學課堂裡，教授如果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政策或說錯話，他們可能被學生舉報，受到製裁。有些人已經因此失去了工作，即使他們和朱恆鵬一樣在“體制內”。
“所以這只是另一個例子，說明政治和意識形態環境的收緊，導致中國學者在他們能說甚麼和不能說什麼，以及他們能從事和不能從事哪些類型的研究方面感到更加受限，” 包愛梅對美國之音說。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限制越來越多
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去年發表的報告說，他們在與十幾位研究中國的北美學者談論研究經歷後，發現當中一些人因為遇到的障礙而徹底改變了研究領域。
包愛梅是這份報告的共同作者，她也因為中國限制加大而改變研究方向。原先她的研究主題是中國1949年後傳統算命習俗的流行和演變，後來她決定將題目改為針灸從中國傳入美國的歷史與實踐，因為這項研究不需要在中國實地考察或使用純中文資料的題目。她說，因為來自中國的限制，她的研究主題發生“異常巨大的轉變”。
包愛梅在與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北美學者討論後得出結論，他們在中國接觸相關檔案和可能被視為敏感文件的機會越來越少，儘管他們研究的主題並非敏感議題，而這對歷史學家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她說：“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後產生的任何東西，其中許多文件都不再可供他們閱讀，而十年前它們可能是可用的。社會科學家，例如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試圖對他們的研究對象進行實地研究。他們在中國實地研究時，他們會被調查”。
包愛梅指出，由於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持續收緊，許多學者在中國祇被允許從事特定的研究方向，並被積極勸阻不要研究1949年以後的歷史。這讓許多人的研究計畫與最初的構想越推越遠。
“我認為寫任何可能被視為政治敏感或對中國共產黨不利的東西，都會讓人感到不安。因此許多人決定將他們的研究課題轉向可能不那麼政治敏感的話題，很多人也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進行研究。 他們開始關注中國全球化的研究議題，中國如何在世界其他地區發揮影響力，這些不需要在中國本土做研究的議題，” 包愛梅說。
哈佛大學的宋怡明表示，當今中國思想自由和對話的空間正在縮小，學術研究存在各種紅線，特別是涉及領土主權和少數民族關係等議題。中國當局對檔案資料的控制變得更加嚴格，但更大的原因是由於地方官員試圖解釋來自上層的模糊指令。長遠看來，未來更少美國人擁有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經歷，這將帶來美國對中國了解不夠充分的後果，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艾伯塔大學政治學教授瑞薩‧哈斯馬斯(Reza Hasmath)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做實地研究和調查變得越來越困難，從很多層面來看，就像是回到上世紀90年代，而他也重拾90年代收集資訊的方法來因應改變。對新一代的學者來說，他們沒有這種經歷，因此進行這類工作其實面臨更大困難。
“歸根結底，我們可以輕易地將中國定性為一個專制的限制性國家，而且在很多方面，它都有很多限制和限制的傾向。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做研究還是有可能的，研究敏感問題也是可能的，實際上，做這種研究是有潛規則的。”
他說：“我們只需要回溯到15、20年以前，看看當時成功的潛規則。我們曾在中國度過了黃金時代，過去我們能夠更不受阻礙地進行研究，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所以我認為對於學者和學術界，尤其是新晉學者來說，這是一個挑戰。 ”
研究性別和法律問題的李柯表示，2006年到2011年期間，她還能夠在中國縣城裡與研究對象建立信任關係然後進行訪談，並且能夠到中國法院了解基層法官如何處理民事糾紛。然而過去兩年，她在中國的考察處處碰壁，她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那就是已經沒有任何法官會願意和她聊聊即便是沒有敏感性的家庭議題，“這條路已經完全走不通了，”她說。
李柯表示，中國的基層對外國學者懷抱許多猜忌，地方政府擔心學者從考察工作中發現他們操作不規範、腐敗甚至更嚴重的違法違紀行為。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的國家安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後又通過了《反間諜法》，帶給研究者和基層政府官員巨大的壓力，擔心因為和外國學者接觸或分享一些信息，進而觸犯法律。政治大環境這幾年更是出現相當大的變化，美中關係緊張也壓縮美國學者的空間。
既然實地考察這條路已經對踩踏難行，李柯採取的做法包括在當地聘用合作者來代替自己與訪談對象接觸，或是從了解該研究對象群體的人的口中了解情況，並且利用社交媒體尋找有用資訊。如果這些途徑都還沒有辦法取得成果，“儘管是我特別想做的研究主題，但是考慮到我根本就拿不到數據，或者無法確保數據的數量和質量，那我就不得不調整研究的方向，”她說。
2023年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人數達105.7萬，美國對中國學生學者設立的限制相對較低，李柯認為中國還能夠透過留學生等管道了解美國的現狀，她擔心美中兩國在對彼此的了解上出現失衡。
“中國還是可以透過一些管道了解到美國的狀況，繼續對美國做深入的了解。但同時，美國卻沒有辦法形成這樣一個跟中國一樣的，這種深度的對中國的了解，這個恐怕對不管是美中的文化交流也好，還是對美國要想和中國繼續進行競爭也好，再到美國的民間對普通中國的這種了解，可能都會形成長遠的問題，”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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