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一說的提出者 - 美國知名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題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的文章，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這一過程中，新興大國中國和守成大國美國极有可能爆發戰爭。
艾里森在他剛剛出版的新書《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詳盡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表示，如果美國不及時拿出全面應對方案，不做出重大戰略調整，美中極有可能爆發災難性的衝突，而衝突的導火索將極有可能是北韓。
何為修昔底德陷阱？
艾里森的研究發現，在過去500年里，世界共出現16次新興崛起大國對現有大國地位構成挑戰並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案例，其中12次是以戰爭告終。
他說：“就像我在書中所說的，如果一切照舊，那麼令人難過的是，我認為歷史也會一切照舊。在當今的情況下，那將是美中之間的戰爭，結果是災難性的。”
“修昔底德陷阱”是艾里森借用古希臘歷史學家、思想家修昔底德的名字命名，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該書講述的是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兩個城邦國家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海洋國家雅典的崛起引發陸地國家斯巴達的恐懼，促使斯巴達采取各種方法應對雅典的崛起，導致雙方長達30年的戰爭。
“書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對其崛起的恐懼導致戰爭無可避免，”艾里森說，“修昔底德陷阱是當一個崛起大國威脅取代現有大國地位時引發的內在結構性壓力。”
艾里森表示，當一個崛起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它慢慢發現自己越來越強大，自身的利益越來越重要，同時需要更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它也會覺得現行的體系對它是一種束縛，因此就希望擺脫。對於現有大國來說，它會對此感到緊張，認為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戰，必須採取行動抑制新興國家的崛起。
修昔底德陷阱與川普時代的美中關係
或許沒有甚麼比修昔底德陷阱能更好地形容目前的美中關係。中國的飛速崛起為二戰後美國建立並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艾里森指出，美中兩國的實力對比在1980年以後的30多年發生了巨大變化，用修昔底德陷阱可以很好地解釋美中兩國在北韓問題、南中國海問題、經貿問題等方面的較量。
他在《注定一戰》一書中寫道，二戰剛剛結束時，美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所佔比例約50%，1980年時下降至22%。在中國經濟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騰飛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的佔比進一步下滑到2016年的16%，中國則從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
艾里森認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中發生對撞的機遇陡增。這表現在兩人在很多方面擁有共同點，包括都把讓自己的國家再次偉大作為目標；都認為對方國家是自己國家實現夢想的絆腳石；都對自己獨特的領導能力感到驕傲；都認為自己在振興國家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都希望推動大刀闊斧的國內改革；都以民粹性質的民族主義情緒解決“腐敗”等等。
“習近平想要的是甚麼？” 艾里森說，“在川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很早之前，習近平在2012年就響亮地提出他的‘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也就是他所說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艾里森認為，川普是一位可以說在美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總統。他當選前是一位政治素人，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也沒有任何外交經驗。這使他可以不受美國外交圈內任何一派的束縛。他說：“別忘了，川普是被那些認為華盛頓已經失靈的選民選上來的，那些選民根本就希望川普是一個‘攪局的人’(disrupter)。”
北韓或引發美中之戰
艾里森表示，一些往往看上去可能毫無關的事件就能引發崛起大國與現有大國之間的戰爭。他以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稱塞爾維亞族青年普林西普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刺殺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導致幾乎整個歐洲陷入戰亂。
在艾里森看來，目前的北韓核危機引發美中爆發軍事衝突的機會率要遠遠高過當年塞族青年刺殺費迪南大公引發一戰的機會率。他表示，按照目前的發展，北韓將在川普目前的總統任期內研發出射程可以達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可攜帶核彈頭。但川普也多次表示，他絕對不會允許北韓掌握遠程彈道導彈技術。
艾里森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沒有拿出一套像當年應對蘇聯那樣的全方位策略去應對中國的崛起。他說：“1991年冷戰結束，我們(美國)以勝利者自居，我們的想法是這是歷史的終結，或者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最終勝利，它包括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但我們沒有對當時的局勢進行戰略再評估，因為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越來越強大的中國是不會滿足於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
艾里森表示，一個有著14億人口、5000年歷史的國家的崛起絕不是一個華盛頓所希望的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一個世代(a generation)去適應的過程。
“我希望我的這本書能夠激發大眾對於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嚴肅討論，而這一討論必須是遠遠超越目前的範疇。”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