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拜登政府和中國官員展開首次面對面會談的時刻，美國常春藤大學與中國的合作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爭議再次升溫。有學術界人士認為，開放的國際合作帶來共贏，是推動科技安全與進步的唯一途徑。
然而，政策分析人士警告，美中的科研合作可能“正如二戰中美國大學、公司與納粹德國的合作，”呼籲美國大學和企業審慎思考自己的行為。
美國《華盛頓自由燈塔報》(Washington Free Beacon)最近接連報道，幾所著名的美國常春藤大學與中國的合作，對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隱患，也引發校園內對相關合作的反對聲浪。
《自由燈塔報》3月10日報道，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醫學院與中國軍方或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機構進行合作。
報道指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七所中國大學建立了夥伴關係，協助推動中國醫療系統的改革，然而其中六所中國大學與解放軍有關，存在“嚴重的安全風險”，包括幫助開發中國核計劃等國防技術的四川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
耶魯大學醫學院與深圳市以及中國全國各地多家醫院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耶魯幫助中方建立一個收集40萬中國公民生物醫學數據的資料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健康中心則是與中國國家衛健委直接監督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夥伴關係。
3月15日《自由燈塔報》繼續報道，常春藤高校之一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副院長擬推行一項由中國教育部資助的聯合學位計劃，據報道，該計劃將產生100萬美元的收益， 卻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多位教授抵制，他們對康奈爾大學能否在北京對公民社會加強控制的情況下保持學術獨立性表示深切關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月初發表任內第一場外交政策演說時指出，華盛頓將與中國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時對抗，但他指出，無論是哪種形式“我們都要以實力地位來跟中國接觸。”
那麼美中之間在科研領域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又該如何審核相關合作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影響？
政策分析人士：“美國高校，你們真想在歷史上以與中共合作留名嗎？”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奧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認為，拜登總統不會對正常學術交流產生過多的懷疑，“開放大學和其他研究群體的交流是基於這些研究成果和數據最終將被公開發表的假設，”奧德加德說。
她說，“政府發出的信號是，我們不應該對所有有關的中國人做出一樣的判斷。我們應該與中國人交流，也要與中國進行國家交流，找到可以改善關係的地方。在國際競爭中，這種交流應限於非敏感領域，健康科學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繞過這一點是不明智的。但是，在涉及國家安全這一點上，我不認為拜登政府會做出多少讓步和改變。”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量子聯盟計劃主任赫爾曼(Arthur Herman)也持相同觀點。 “國家安全是在與中國的科學技術合作中應優先考慮的因素。當然，我們不必將所有在美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除名，但必須對在這裡學習的人施加嚴格控制，以確保他們確實是學生，他們是在學習，而不是在從事潛在間諜活動，獲取對中國軍方有用的數據或信息。”
“我認為我們的大學領導層也需要負責。我們看到北京對維吾爾人、宗教少數群體、異見人士和香港的侵犯人權的罪行。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領導層是否真的希望在歷史中被視為北京推進其議程的助力。對與中國合作的美國公司，我們也可以問同樣的問題。”
赫爾曼將當代美中合作類比為二戰間美國與納粹德國的合作。他呼籲美國的企業和大學回顧歷史，“當年與納粹德國合作過的美國大學以及包括IBM在內的大公司，儘管他們當時從商業和科學研究角度認為那些是很好的合作項目，但他們實際上助長促進了納粹德國的政治和軍事議程。我們把今天放在歷史中思考，10年或20年以後，我們還會認為現在美中間這些合作是單純的科技知識產權嗎？這些當下重要的知識都可能被用來損害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
赫爾曼呼籲，“我們必須認識到，與中國合作開展的項目，無論是醫療保健還是量子物理，還是太空研究、電子科技、或清潔能源，所有這些領域都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並逐漸了解我們真正的利益所在，以及開始採取行動。目前，限制中國進入我們的關鍵技術領域必須成為政策的重中之重，而我的目標之一就是用我的研究提醒現任政府應採取的優先考量。”
科學界：“從核安全到人工智能，科技進步非深化國際合作不可”
南加州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工業系統工程與國際關係教授梅什卡蒂(Najmedin Meshkati)的觀點正好相反。梅什卡蒂告訴美國之音，“即使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國國家科學院也保持著和蘇聯之間的多項科學合作，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和中國之間不能合作。” “我當然不排除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和所有這些新技術可能會被用於軍事防禦的情況，但我們不應該因為我們在這些領域中的競爭關係，就從根本上貶低與中國的合作帶來的促進人類科技進步的巨大利益。”
梅什卡蒂特別提到最近正值日本福島核洩漏事件十週年。作為工程和公共政策的雙聘教授，梅什卡蒂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任命的福島核電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和技術顧問，該小組的目的是從該事件中汲取教訓，使美國的核電站更安全。
“我們了解到最關鍵的一課是必須制止核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隨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全球主義力量的擴散，確保發展核項目的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在今天至關重要。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任務是促進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能，它應敦促其成員國在其領土上運行核動力反應堆時，在國家主權與國際責任之間尋求平衡。正如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教給世界的那樣，輻射的影響並不僅限於國界。”
“福島事件影響了整個東南亞，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的輻射也影響了整個歐洲，美國需要和世界其他地區在核安全方面合作和互相借鑒。東南亞國家- 韓國、日本等-為什麼不與中國和美國合作？這是雙贏的局面。”
梅什卡蒂曾任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國務卿任內的科學研究員和高級科學與工程顧問，他把他在工程外交領域的經驗在南加州大學開設成一門通識課，旨在培養下一代技術外交官。
他要求學生從國家工程院發布的重大挑戰，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或者從國務院提出的清單中選擇一個世界和美國面臨的問題，主題從水外交到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再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防擴散、反恐、核能、氣候變化、海洋和公海、糧食安全以及對中東重大沿海災害的應急響應等等。該課程從2016年開設以來大受歡迎。
梅什卡蒂說，“我們可以從跨國，高度跨學科的現代工程項目中學到很多東西，以彌合國家之間的鴻溝。”他認為，美國和中國科學家在氣候變化，藥物研發，可再生能源等多個領域可以大有作為。 “我最好的同事之一是前北大工學院院長，張東曉教授，他是美國國家工程院的院士。移居中國前，他是我在南加州大學的隔壁同事。我們對核安全的合作就是對美中兩國互惠互利的合作。”
另一個常被視為美中競爭熱點的領域是人工智能。梅什卡蒂表示，“我們應在人工智能研發上吸取二戰後各國停止了核技術研發的對話與合作導致惡果的教訓。我們確實應該制止新技術在軍事用途和間諜活動的應用，但更應該從技術層面加強對新技術的了解。 人工智能在醫學、節能、智能生活、數據分析等方方面面讓我們的認知和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是我們需要傳達給政策制定者的，僅使用政治語言並不能解決問題，”梅什卡蒂說。
拜登政府面對兩難的標準制定
受訪專家都表示，當下的關鍵是政府必須制定一個國際合作的審核標準，但他們也承認合作項目對國家安全是否構成威脅將很難界定。
奧德加德認為，“拜登政府在定義可以安全開放的領域上將遇到困難，因為中國將技術廣泛應用在眾多領域，讓各國不知所措。例如，中國非常努力地爭取在多個北極國家設立研究站，但這些極地科研用途是雙重的，還可以用於監視目的甚至太空競賽。再比如，中國的聲納無人潛艇號稱用於環境研究，但看似平靜的海面下實際充滿了信息收集與傳播。”
“美國注意到了中國政府對科研的使用策略，並感到擔憂，要制訂處理該問題的政策。但上述的例子說明我們很難在科研合作是否存在安全隱患的問題上作出清晰的界定，因為北極研究站的所有權取得後，中國可以將此研究用於國家安全。”
“美國政府和安全機構已經開始處理這些問題，因此我不確定拜登政府對於向中國大學和科研的開放程度是否會像某些科學家提倡的那樣大，因為涉及的安全風險太大，美國或將自己置身於可能失去領先地位的冒險中。”
赫爾曼提倡對每個科研合作項目進行仔細審查。這種審查和標準的制訂“不應該僅僅由政府官員來設定，而應與科學家、工程師以及其他熟悉該領域的人員合作設置，還應包括那些了解中國在做什麼，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目的，以及中國自身在這些領域的研究水平的分析人士。”
“我認為沒有一套適用於所有科學、技術研究領域的全面標準。我們必須像回放電影一樣，一秒一秒的仔細審視。這也是我一直在敦促我們和在量子技術領域的盟友所要做的，用五隻眼睛來設置標準，以了解什麼樣的知識，什麼樣的數據，什麼樣的量子應用可以允許包括中國在內的合作和技術使用，什麼科研項目應該放在美國本土。我認為在所有這些領域都需要進行這樣的深入討論和審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