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級外交官員呼籲改善美中雙邊關係，表示華盛頓與北京需要選擇合作而不是衝突，選擇全球一體化而不是脫鉤。分析人士說，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將會重新塑造國際經濟的基本結構，全球化最終可能走向一條“基於價值觀的集團化”道路。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星期一（2月28日）在紀念美中《上海公報》發表和尼克松訪華50週年的一次論壇上，敦促華盛頓“恢復合理務實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合作，使雙邊關係走上正軌。這位中國最高級別的外交官表示，美中雙方需要“以更廣闊的視角、更具包容性的態度來看待兩國之間的關係，選擇對話而不是對抗，選擇合作而不是衝突，開放而不是孤立，一體化而不是脫鉤”。
美中競爭對全球化的影響
拜登總統上台之後，華盛頓將美中兩國關係描述為“在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在可能合作的時候合作，而在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這一策略讓北京感到惱火。中國外長王毅說，儘管雙方存在尖銳的分歧，但是雙方應該展開全面的合作，美國應該真正將中國視為發展過程中的伙伴。然而，新冠疫情危機引發了關於疫情對全球化、國際秩序，以及不斷加深的美中戰略競爭未來影響的持續辯論。
許多美國人認為，全球化的發展和歷史上的周期性危機，與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條件息息相關。在當前許多能夠重塑國際體系的力量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時代美中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和經濟脫鉤，給全球化和國際經濟體繫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衝擊。
分析人士說，即使在2019年底中國爆發新冠疫情之前，關於全球化的未來，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辯論基調，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人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美國已經必須去面對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
持續兩年多的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一趨勢，全球政治中的幾乎每個問題，都被放置在新冠疫情危機的語境下進行討論和分析。人們越來越多地討論經濟脫鉤和新冷戰的話題，以及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大國競爭，將會對全球化和國際秩序帶來的衝擊。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學院教授陳朝暉告訴美國之音，由於地緣政治衝突主導著經濟的發展，美中之間的這種競爭凸顯了地緣政治衝突的重要性。因此，美中競爭將會重新塑造國際經濟的基本結構。
“更具體地說，日益加劇的競爭將會削弱甚至瓦解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特別是在高科技行業。換句話說，美國將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產業，從中國轉移回美國及其盟國。美國及其盟國將會重組其供應鏈，以便它們不再會依賴中國和俄羅斯等競爭對手，”他說。
此外，陳朝暉認為，由於安全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兩國之間的知識和文化交流也將會大大減少。國際經濟正在重新邁向冷戰時代。
不過，前美國國防語言學院“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Elizabeth Bowditch）博士認為，因為有太多的變量和因素會影響未來的發展，所以目前任何對全球化未來的預期都是揣測性的。
“在後新冠疫情時代的世界秩序中，中國可能會發展得比美國更強大，因為全球供應鏈的大部分都來自中國。前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開始的，將這種生產帶回美國的努力，由於勞動力成本的差異而失敗，”她說。
但是，白伊麗同時指出，中國作為超級大國崛起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其人口的老齡化。中國政府不太可能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而這種情況將迫使更少的工人支持更多的退休人員，從而抑制其國內消費。
全球化未來走向何方？
在這場關於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對全球化影響的討論中，人們所關注的焦點，落在了全球化趨勢未來走向何方的揣測上。
自冷戰結束以來，先進工業民主國家的政治、商業和意見領袖，都傾向於相信和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擴大商品、資本、信息、思想和人員的跨境流動，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轉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積極的發展。
人們普遍認為，全球化，即世界經濟和社會日益密切的一體化，將導致效率的提高，所有國家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富國和窮國之間生活水平的差距縮小。而反過來，這些趨勢將促進跨文化理解，鼓勵自由民主規範和製度的傳播，並增強國際合作與和平的前景。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與國際事務教授亞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認為，即使這些更廣泛的政治利益沒有立即到來，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在技術的推動下，全球化的進程將會繼續下去。
弗里德伯格星期一（2月28日）在華盛頓研究機構漢密爾頓學會（The Alexander Hamilton Society）宣講了自己發表在《德克薩斯國家安全評論》（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2021/2022 冬季號上的一項研究。
弗里德伯格探討了美國和中國之間日益加劇的競爭，可能影響並受到國際經濟結構演變的影響，預期經濟全球化可能會走向五條道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中國特色霸權化（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區域集團化（regional blocs）；以及基於價值的集團化（value-based blocs）。
所謂去全球化不難理解。一種霸權穩定理論認為，建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需要一個單一的主導力量，但在極端情況下，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可能會完全崩潰，分裂成為一系列的國家各自追求自給自足，或狹隘的國家自力更生。
而再全球化，是指全球化體系的主要成員共同努力，特別是如果它們能夠利用多邊機構來加強溝通和鎖定合作，就有可能保持開放的全球經濟秩序。例如，如果美國放棄單邊主義，中國承諾走自由化道路，各方同意加強現有爭端解決機制，遵守裁決，也許可以挽救目前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的體系。
而所謂中國特色霸權化，可能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會走向的一條道路。弗里德伯格認為，縱觀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霸權衰落之後，最終又會出現一個新的霸權，這種現象最常見的是在一場破壞制度的戰爭之後。
所謂第四條道路，區域性集團化，是說全球經濟不是完全分裂成一系列自給自足的國家，而是分裂成為日益獨立和不同的集團。這是理論家們在1970年代就曾經預期過的一種情形。
基於價值觀的集團化，是弗里德伯格提出的第五條道路。他說：“在這一個世界中，歐洲、亞洲和西半球的先進工業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或者是一個完整的經濟集團。”正如標籤所表明的那樣，這樣的分組類似於美國在冷戰期間建立的部分“西方”體系。
按照這條路線組織起來的新貿易集團，將為美國及其夥伴帶來許多經濟和戰略利益。而建立一個主要由先進工業民主國家組成的“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會提高所有成員國的增長率，同時扭轉一些本來可能流向中國的貿易。民主貿易集團的成員可以共同努力，逼迫北京修改其貿易和工業政策，否則將拒絕或限制中國進入它們的共同市場。
弗里德伯格認為，假以時日，持續的集體壓力最終可能成功地促成耐心談判和美國單方面行動迄今未能帶來的變化。
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陳朝暉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這種“基於價值觀的集團化”是全球化發展最有可能走向的道路。美國及其盟國，將組成一個龐大的經濟集團，以繼續全球化進程。而中國、俄羅斯和其它被排除在美國集團之外的國家將會組成它們自己的集團。
“由於安全問題和價值差異，兩個集團之間將幾乎沒有交流。正如以上提到的，這更像是冷戰時代，而不是全球化時代，”陳朝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