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1日，是美國學者筆下的尼克松中國賭博行50週年。 1972年2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在飛機懸梯旁緊緊握手一分多鐘，迎來尼克松中國七天歷史性訪問時刻。
2022年2月28日，是美中《上海公報》簽署50週年。 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與周恩來簽署了美中兩國間第一份聯合公報，美國至此開啟了擁抱北京政策。
在美國輿論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外交得失激烈爭論時，中國官方則在策劃舉辦系列紀念活動。
北京當年為什麼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背後有什麼打算？如果尼克松當初沒有打開美中交往大門，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局面？五十年過去後，為什麼美國輿論認為尼克松開啟的美中接觸政策在習近平治下繼續維持已經不可能？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表示，邀請尼克松訪華是北京的一個生死存亡決策。雖然當年美中各有所求，但從根本上說，還是尼克松救了毛澤東的命，所以他們當然不會忘了尼克松。
他說：“我想這個事件對北京而言，是個生死存亡的決策。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鬧翻了以後，蘇聯準備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術打擊中國的還比較初級的核設施。而北京獲得了情報告訴毛澤東，美國不同意莫斯科對華的核打擊，因此毛澤東願意花大力氣邀請尼克松訪華。儘管毛澤東在公開場合好說大話，反對帝修等等，但是在底下他仍然是現實主義的。他知道當時能夠對抗蘇聯的唯有美國，中共還差得很遠。因此當年中美雙方雖然是互有所求，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尼克松救了毛澤東的命，他當然是會念念不忘尼克松了。聯美抗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共當時的反帝反修，被世界主要兩大陣營孤立的外交態勢，它和美國解成了準同盟，於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天。當時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共受到了蘇聯的極大的壓力，邊境成兵百萬，還有核武器的威脅，我想這是他(毛澤東)基本的考量。毛澤東處在當時的情況下，覺得在外交上已經受到世界兩個基本陣營的孤立。因此考量台灣的問題也好，考量其他問題也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蘇聯的威脅。這個轉折，我想對毛澤東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戰略性選擇。他必須放下面子，必須做這個動作。”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認為，50年前尼克松選擇與中國破冰導緻美中在冷戰中聯手對抗蘇聯，以及後來美國與中國實現了關係的正常化，這對中國的民間來說仍然有很大的積極作用，但從長遠來看，當時尼克松與基辛格對中國的“秘密外交”帶有它的局限性，並且為未來美中關係的波折埋下了隱患。
他說：“從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閉塞的，比蘇聯還要反動的共產國家(打交道)，當時毛澤東領導的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因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發展，對老百姓來說，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來說，這個推動是巨大的，不應當否定。另一個方面，剛才講到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給我們的啟示，你可以看到美國在戰略外交上，應當說還是犯了不少錯誤。比如美國學界總結的第一個就是，尼克松訪華依賴的是秘密外交。秘密外交最後又落實到幾個人的頭上，這幾個人就有極大的決定權，不通過國會、不遵循民意，就包括基辛格。”
美國知名華裔政治學者裴敏欣提出，中國在習近平帶領下的自信和擴張主義使得尼克鬆開始的美中接觸政策無法持續。宋永毅亦贊同這種看法。他表示，無論是毛澤東時代聯美抗甦的“中國夢”，還是尼克松之後，美國通過接觸政策，讓中國政治制度自然改變的“美國夢”，到今天都已幻滅，再提美中接觸政策的大前提已經不復存在。
他說：“我覺得裴敏欣的講法還是對的，這裡面就涉及到兩個夢的幻滅，一個是美國夢，一個是中國夢。中國夢就是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夢，就是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實際上很主動想聯美抗蘇。現在中國夢發生了極大的轉折，現在習近平和普京走得可是歡了。根據統計材料，兩年之內，他們兩個人碰頭38次，就等於到達了一個走親家的水準。所以中國夢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時期的戰略，(由於)習近平要搞聯俄抗美，這個中國夢已經完了。美國夢也很簡單，美國很多人做夢，尼克松以後，克林頓等人的夢是什麼呢？就是通過接觸政策，使中國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發生改變，這個失敗了。十二大以後上來一個習近平，他非但不想政治改革，還把鄧小平以前改的東西全部給改回去。這個美國夢也幻滅了。所以這兩個夢的幻滅，你說重新再提接觸政策，實際上這個大前提已經不存在，必須要做出改變。”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表示，尼克松訪華50年後，美中之間已經進入一種新冷戰的狀態，這是美國50年來對中國奉行接觸政策後的重大戰略調整。
他說：“其實在有些方面，中美之間的敵對程度已經超越了舊冷戰時期了。例如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說，美蘇冷戰時期，西方對蘇聯的基本態度是相信，但是需要驗證；而現在對中國的態度是不相信，並且還需要驗證。敵意明顯比過去要上升了。當然在另一方面，美蘇冷戰是雙方在經濟上基本沒有交集。而現在雖然美方聲稱說……實際上不可能做到像美蘇冷戰那樣，完全脫離經貿往來，完全脫鉤。只能盡力在高科技、軍工等領域脫鉤。所以儘管這一正一負兩方面的差異，但是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甚至經濟的對抗的基本態勢，新舊冷戰我認為根本上是差不多的。拜登政府在這些方面與前任政府並沒有根本的區別，同時還增加了與盟友共同抗擊北京的戰略維度。王岐山在這個時候來表示所謂對戰略誤判的擔心，實際上他知道美國和西方並沒有誤判。目前恰恰是對中共戰略目標的正確判斷，而過去美國才是誤判了中共。”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