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商界再也不願意繼續容忍中國了，它們與北京漸行漸遠、形同陌路。美國業內分析人士說，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商界對中國最終成為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願景的破滅，以及北京日益強勢和分庭抗禮的政策趨勢。
早在特朗普總統競選期間，華盛頓就吹響了與北京大打一場貿易戰的動員號。特朗普提出了“讓美國更偉大“的競選口號，承諾要將美國流向中國的就業機會，甚至整個工廠搬回美國。
在北京的眼中，特朗普總統的“意外”當選，是對其整個對美戰略的沉重打擊；因為北京一直預期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會大獲全勝，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沿用已經用了幾十年的對美戰略：與在美國最可靠的盟友們，大企業大公司的老總們和行業商會們拉好關係。
2017年，特朗普總統上任，美中兩國元首一年內就實現了互訪。4月份的海湖莊園散步和11月份的中南海國宴剛過，特朗普總統在2018年就開始提出向中國設置關稅和其它貿易壁壘，目的是迫使中國改變美國所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至此，美中貿易戰開打。
2018年5月份，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會見了一個由美國商界領袖及前任政界高官組成的代表團。王岐山會見的他的“老朋友”，包括前任美國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前總裁桑頓（John Thornton）。保爾森也曾經在高盛集團就職，與王岐山已經有15年的交情。
這是北京自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之後的幾十年間屢試不爽的“殺手鐧”。不過，這次似乎有些不靈了。其中顯而易見的一個原因是特朗普白宮的巨大改變，而且更重要的是北京和美國商界的關係開始破裂，正在漸行漸遠。美國企業界似乎也正在失去對特朗普白宮的影響。
時至今日，特朗普總統的高級經濟顧問、華爾街出身的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公開在媒體上表示，特朗普政府願意為美國公司撤出中國支付搬家費用。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北京漸漸失去了美國工商界的支持？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學院教授陳朝暉認為，美國公司過去支持中國，那是因為他們設想中國最終會成為一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過去的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確朝這個方向取得了很大進展，因此激勵了來自西方國家更多的支持。在這種樂觀的環境中，人們願意容忍中國企業的許多問題，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
美國PNC 金融服務集團副總裁、高級經濟師葉文斌(Bill Adams) 對美國之音說，多年來，中國為美國企業以更低的價格生產商品提供了途徑，並承諾將實現一個巨大的增長市場。因此，美國企業總體上看好中國市場。
“在2008-09年經濟大衰退之前，中國一直向外國企業開放經濟，並且以市場為導向。許多全球企業認為，中國提供的長期機遇，使得美國企業感到，值得容忍知識產權盜竊、不正當競爭，以及計劃/市場經濟混雜等所造成的緊迫問題，” 葉文斌說。
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暉對美國之音說，北京推出的諸如“中國製造2025”和“一帶一路”等發展項目和倡議，對美國公司和企業構成了巨大威脅；因此導致它們對中國的態度發生改變。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17年1月的一份報告說，“現今，美中貿易關係實際上為美國一系列行業提供約260萬個就業崗位，包括中國企業在美國創造的就業機會。”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報告的數字顯示：美國公司出口業務和金融服務，2015年總價值為71億美元。中國製造降低了美國消費品價格、抑制了通貨膨脹，將更多的錢留在了美國消費者的錢包內。2015年，典型美國家庭收入約為5萬6千500美元， 與中國的貿易為每個家庭節約850美元。
這份2017年的報告還說，儘管一些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因為與中國的貿易赤字而損失；但是美國公司向中國銷售高價值產品，如小轎車、卡車、建築設備和半導體產品等等，這些支持了美國的就業市場。研究報告說：“到2030年，預計美國對華出口額將超過5200億美元。”
美國企業對中國和中國市場如此樂觀、正面的態度，只經過了短短兩三年的時間，便跌落到目前的狀況；甚至使得許多經濟和貿易專家認為，美中兩國從經貿開始，正在走向全面“脫鉤”。
馬里蘭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政治系教授魏忠克（Carsten T. Vala）對美國之音說：“長期以來，這種情況一直如此。至今美國企業已經從中國市場賺了很多錢，但是隨著中國企業在技術方面取得相對的優勢，這些利潤減少，導致競爭更加激烈。”
PNC 金融服務集團副總裁葉文斌認為，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這些長期機會似乎越來越不太可能實現，因此美國企業不太願意再繼續容忍這些更加緊迫的問題。“隨著美中摩擦的加劇，許多企業一直在尋求實現供應鏈多樣化的途徑，以使它們更能抵禦美中貿易政策的進一步變化，” 他說。
馬里蘭羅耀拉大學教授魏忠克說，導緻美國企業對中國態度大轉彎的背後原因很複雜，“但與中國政府產業政策的日益自信和強勢有關”。例如，“中國製造2025”項目，以及美國商界日益認識到相關貿易和投資政策，對於美國的商業利益的不公平等等。
魏忠克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確在加速美國公司支持率下降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習近平的政策不僅有利於保護中國日益增長的技術成熟度，而且還公開宣布要接管傳統上由美國主導的行業，例如美國高科技產業等。
他說：“這種公開的野心以及貿易關稅方面的以牙還牙政策，削弱了美國企業對中國的經濟支持。”
《華爾街日報》資深編輯、記者鮑勃·戴維斯（Bob Davis）和魏玲靈(Lingling Wei) 出版的新書《超級大國攤牌：特-習之戰成為新冷戰威脅》（“Superpower Showdown: How the Battle Between Trump and Xi Threatens a New Cold War”），對美中經濟競爭和美中貿易戰的歷史發展，進行了詳盡的追溯與分析。
北京幾十年來長期利用美國商界人士遊說、影響華盛頓政策，獲得美國經貿政策的紅利，這次故伎重演而收效甚微。戴維斯6月9日在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說，這是因為中國錯誤地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美國
戴維斯認為，北京高估了兩件事情：一是，“高估了企業遊說團體的力量”，二是，“高估了企業遊說團體在貿易方面對本屆政府的影響”。而特朗普政府內閣官員中有人本身就是企業說客。“但是在這個（與中國經貿關係）問題上，這些人的影響出乎意料地微乎其微。北京和美國企業界只在一件事上有共識：雙方都痛恨關稅，” 戴維斯說。
維吉尼亞大學教授陳朝暉說，在過去幾年裡，隨著中國政府日益朝著國家控制經濟體方向的倒退，美國企業和商界的願景，越來越像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因此，這便導緻美國公司不再願意繼續容忍中國企業的問題了。特朗普總統則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不認為特朗普是主要原因。他只是使衝突更加公開化而已，” 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