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六·四事件導致美中關係陷入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谷。 31年後的今天，美中關係再次跌入谷底。特朗普政府一改過去40多年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尋求與中國脫鉤，並與之展開全面的競爭甚至是對抗。這一政策轉向的背後考量究竟是甚麼？研究美中關係的專家如何看待這個稱為 “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戰略？
美中關係處入“自由落體”狀態？
“我們都不能在一個會把我們都殺死的病毒上進行合作，” 美國知名的知華派學者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在談到美中關係的現狀時對美國之音記者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2019年年底源於中國武漢並蔓延到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不僅沒有促使美中兩國攜手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公共危機，雙方反而就病毒的來源以及對疫情的應對等問題展開相互攻擊。疫情已經導致10多萬美國人死亡，近四千萬人失去了工作。
在疫情問題導致美中關係惡化的同時，北京強推所謂港版國安法，使雙邊關係更為緊張。
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27日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兩天後，特朗普總統在白宮玫瑰園針對中國作出多管齊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國行政當局開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與旅行區的待遇，對“直接或間接參與侵蝕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他還宣布禁止與中國軍方有關係的中國公民持學生、學者簽證進入美國，並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強審核，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
一些關注美中關係的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進入了一種“自由落體”狀態。美國全國性的專欄作家、馬里蘭大學榮譽教授莫里希（Peter Morici）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眼下的情況比八九六四事件之後的美中關係還要糟糕。
特朗普政府採取“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對華戰略
在特朗普總統因香港問題而做出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前，即在台灣總統蔡英文5月20日宣誓連任的當天，也是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5.20聲明50週年之際，白宮發表了美國對華戰略報告。這篇七千字的報告承認，自79年建交以來，美國與中國的接觸與接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其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與世界日益增多的聯繫並沒有像美國希望的那樣，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並成為一個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共反而選擇利用自由和開放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並試圖以有利於它的方式重塑國際體系，並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強迫其他國家聽從於它。
報告說，中共的做法損害了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破壞了世界各國的主權和個人尊嚴。為了應對北京的挑戰，基於對中共意圖和行動的清醒評估，對美國的諸多戰略優勢與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對雙邊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採取了與中國進行競爭的做法。
孟捷慕：樂見美國終於認識到早應認識的現實
前美國《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目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常駐學者的孟捷慕（James Mann）早就預計到，中國的經濟繁榮不會導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幻想：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的專著裡闡述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使中國背離自由化並進一步走向集權的，並預言，中國將繼續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且它的成功將鼓勵其他集權政權抵制改變的壓力。
對於特朗普政府現在終於認識到這一點，孟捷慕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我確實認為這種認識來到相當晚。我很高興美國的政策現在認識到他們早就應該認識到的一個現實。”
出版過多本專著的孟捷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就說過，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錯誤的假定而且需要改變，現在再次發表這樣的報告是為了表明，這種看法不僅代表國家安全部門的看法，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
專家：美對華戰略不是遏制，但也不是競爭
在美國發表了全面調整對華政策的報告後，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5月29日回應說，這份對華戰略報告充滿了冷戰思維和霸權心態，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完全是錯誤的假設、錯誤的判斷、錯誤的結論。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警告美國不要把中美兩國帶向新冷戰的邊緣。
不過，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的孟捷慕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的情況根本無法與美蘇當初進行冷戰時的情景相提並論。
他說：“我腦海中的新冷戰的概念是，兩國在全球展開軍事競爭，我們並沒有到這一步，而是在我們此前沒有見到的層面上進行對抗。”
美國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常駐學者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也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與遏制戰略並不是同一回事。
她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大部分是因為美國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為此提供方便，這與遏制是很不同的。基本上，他們的看法是，我們不應當再幫助中國；我們不應當教育中國的學生；我們不應當給中國提供技術；我們不應當通過貿易給中國經濟做貢獻等等。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受到這樣一種看法的推動，即中國能夠崛起到目前的這種實力與顯著地位，大部分是因為美國，而中國的行為展現出來的是忘恩負義，所以美國應當停止幫助中國。”
但這位研究中國安全問題的專家也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並不是它所說的競爭戰略。她說，競爭的一部分是不應當幫助你的競爭對手，還有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優勢的地方。在她看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真正的失誤在於它過於聚焦雙邊關係，而沒有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更好的關係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藍普頓：美與中國全面對立，“競爭”只是說著玩的
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藍普頓也認為，競爭這個詞並不能準確的描述目前的美中關係。
他說：“我認為，競爭的說法只是對不斷增加的武裝衝突領域的櫥窗裝飾。確實，許多人正在使用'戰爭'一詞。我不想過分戲劇化，而且我們已經有足夠多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健康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所以我不想增加更多的誇張性說法，但我認為，美中雙方都必須認真對待衝突的可能性。競爭是互相打臉的一個說著玩的詞。”
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關係進入臨界點的學者認為，描述美中關係的詞彙總是比實際的情況要弱一兩度，沒有現實那樣具有威脅性。
他說：“如果我試圖描述美中關係的話，我會說，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一種對立，並試圖維護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全面主導權。因此，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個我稱之為在戰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經濟領域的全面對立的政策。”
政策轉向的背後考量
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過深入研究並發表了專著的孟捷慕說，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代表的是兩種需求：一個是美國的商界；另一個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需求。上世紀70年代美國與中國進行接觸部分是受到美國平衡蘇聯的國家安全需求的推動；天安門事件後的對華政策則受到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與投資需求的推動。他說，如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改變。
他說：“過去五年來，這兩個服務的對像都反對與中國的舊關係。美國商界發現，中國已不再是一個新的市場，而更多的是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一直在竊取知識產權等。因此，商界不再是與中國建立舊關係的支持者。同時，像五角大樓這樣的國安界也不得不將中國視為軍事競爭對手，所以他們轉向與中國建立更為微妙的關係。 ”
他說，還有一個因素是美國的高科技界對中國也越來越感到擔憂。
“修昔底德陷阱” 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導緻美國政策轉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根本的層面，美中兩國是一個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對手。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中國確實是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個飛速崛起的大國。而且，確實，隨著它的崛起，它很可能使美國失去它在各個領域的領導地位，而這是美國在經歷了一百年的'美國世紀'後已經習慣的位置。”
艾利森教授舉例說，美國以前是全球每一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如今中國正在扮演這個角色；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取得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是全球的面罩和其他保護設備的供應者，而歷史上美國是給處於困境的人提供物資的國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臉部與聲音識別領域，中國與美國旗鼓相當，甚至有所超越。所以在各個領域，隨著中國實現“中國夢”，中國正在侵蝕美國的地位，而美國人正在慢慢的意識到這一點。
在艾利森看來，導緻美國政策轉向的第二個層面的因素是中國自己的行為造成的。
他說：“隨著中國變得更大更強，它正在變得更為多咄咄逼人。中國最近採取的收緊對香港繩索的舉動，利用新冠疫情帶來的注意力轉移並以此為掩護追求自己的利益，尋求在南中國海發揮更大的作用，或是最近在中印邊界與印度發生衝突，擴展主權宣稱。中國愈來愈積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為它有能力這樣做。因此，中國的相對實力上升了，它的活動和強勢態度也相對加強了。”
在克林頓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的艾利森教授說，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轉向還與美國的國內政治有關，即在美國的大選年，特朗普政府決定把中國作為競選的中心議題。
美國托萊多大學榮退經濟學教授張欣也認為，特朗普政府政策轉向既有戰略和國內的因素，也與中國自己的行為有關。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一個是對中國的戰略考量，一個是特朗普和他的團隊為連任競選宣傳。在戰略考量上，中國這幾年在政治和經濟改革上的倒退，這個是原來美國沒有想到的，比如說，特別在對外方面，外交上對鄰國和其它國家，不斷地有'戰狼外交’的措施和聲音發出，然後在對外宣傳當中，它否認了美國和西方的普世價值觀。 ”
擔任過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經濟辦公室主任的莫里希則認為，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是因為中國自身的行為引起的，包括對內採取高壓政策，對外採取對抗性政策。
他說：“中國以各種方式採取對抗。經濟除外，它想讓我們的生活盡可能的痛苦；在南中國海欺負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試圖勸說他們建立小獨裁政府和國家指導的經濟，成為北韓的幫兇等等。中國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蠢蠢欲動，想挑起對抗。我們都應該對特朗普總統只想把對抗局限在經濟領域感到慶幸，因為如果我們有另一位總統，結果會更糟糕。我在這裡不是說拜登。”
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轉向與他們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看法出現改變也有關。
莫里希說：“三年後他們認識到，你跟這個人沒法談判，他不進行真誠的談判，我們在一年多前看到這一點，當他看到貿易協議的文本後，他毀約了，跟著泡湯的還有那些我們本應看到的改革措施。我們在香港問題上也看到：你無法跟他談判，他不信守諾言，沒法信任他。在疫情的問題上，他基本上向全世界撒謊，向世界衛生組織施壓，讓它撒謊。”
不過，中國政府和學者堅稱，不管中國怎麼做，美國都會因為害怕中國崛起而採取遏制措施。
中國的軍事問題專家、解放軍少將金一南在央廣《一南軍事論壇》節目中談到美國的這份報告時說：“美國1991年對台售武，1993年在公海攔截我們的"銀河"號，1996年派航母干擾我們的台海演習，到1999年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中美軍機相撞。中美關係波折迭起，每一次都不是中國主動挑起的，每一次都是美國有意為之。”
他還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因為蘇聯解體後，美國覺得中國沒有用了。
他說：“美國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
美對華戰略調整與中共政權的性質有關？
白宮對華戰略報告里特別提到中共對美國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構成的挑戰。
蓬佩奧國務卿在報告發表當天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來，我們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和外交接觸、讓他們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讓這個政權變得更像我們。這並沒有發生。”
蓬佩奧接著說：“我們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這一事實。”
不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梅慧琳並不認為美中關係的惡化與中共政權的性質有太大的關係，因為中國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它的專制體系的本質來界定的。她說，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在很多問題上，不管是台灣還是南中國海，都會有同樣的立場。
她說：“我認為，即使是在目前的體制下，如果中國對其利益做出不同的界定，而且採取不同的行為，美中兩國還是可能做朋友的，只是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情況不是這樣。”
艾利森：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認識更清醒，但無對策
哈佛大學的艾利森認為，隨著中國實現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它將會侵蝕美國的價值和利益，因此認識到中國是美國的一個嚴肅的對手是正確的起點。他也認同特朗普政府的說法，即他們比美國以往的政府對此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不過，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有一種態度，但沒有什麼對付的方法或是戰略。
他說：“如果你說，在中國與美國相比變得日益強大的時候，那麼美國對不斷發展的中國進行遏制、限製或制衡的戰略是什麼？原則上，應該讓其他有份量的國家站在我們的蹺蹺板這一邊，但是，特朗普政府對其他國家，特別是我們的盟友的政策是把它們推開。”
在他看來，另外一個正常的戰略就是利用國際組織，組建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體來平衡中國。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則是退出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衛生組織，把這些機構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梅慧琳也認為，中國並不是完全不顧別的國家如何看待它，而是會耗費資金力圖維護其國際形象，因此建立一個支持聯盟能夠更好的對抗中國。
她說：“實際上，中國當它覺得自己被孤立的時候，往往被迫遵守國際準則與規範。問題在於，美國在組織其他國家並與之協調的問題上做得不好，因此中國往往沒有被孤立。他們有別的國家同意他們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或是因為害怕北京的報復而在一些問題上不說話。因此，建立一個支持美國立場的聯盟，不管是大議題還是小問題，需要是關注的焦點。”
這位安全問題專家說，這也包括幫助各國建立對中國的抵禦能力，以對抗中國的脅迫，同時也包括在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好處時為他們提供替代方案，華為的案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專欄作家莫里希也認為，美國應當與中國進行對抗，但不能單挑，而應聯合其他盟友。
他說：“我們需要把我們的盟友納入進來，而特朗普政府則不必要的與我們的盟友進行對抗，例如威脅對來自盟國的汽車加徵關稅或是對西歐國家的鋼鐵產品徵收關稅，這使他在這方面成為一個赤手空拳的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者孟捷慕支持美國政府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他也認為，與盟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比美國對中國採取單方面的行動要有效得多。他還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強有力的人權政策。
儘管特朗普政府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行動，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立法機構正在採取行動，共同應對他們所說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對自由世界構成的挑戰。
在六四事件31週年紀念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正式宣布成立。該聯盟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挪威和瑞典八個創始國以及歐盟議會。
特朗普的支持者批評對華戰略不夠強硬
特朗普總統的助理、白宮貿易和製造業政策主任納瓦羅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頻道的主持人盧·多布斯（Lou Dobbs）的採訪時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報告進行辯護。
他說:“（報告）裡面有一些搖擺的詞，但是那個東西像釘子一樣堅硬。”
但是被視為是特朗普總統的鐵桿支持者多布斯則認為，特朗普政府的這個對華戰略還不夠強硬，也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減少美國在醫藥、醫療設備等方面對中國的“完全依賴”。
大選臨近，美中關係進入“至暗時刻”？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展開以及兩位總統候選人為了避免被對方批評對中國軟弱而爭相顯示對中國的強硬，中國一些學者擔心，美中關係即將進入所謂的“至暗時刻”。
在過去幾個星期作為一個團體的一部分與美中兩國不同層面的領導人進行了對話的藍普頓認為，在美國的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之前，我們對美中關係要有現實的期待。
他說：“在今後的6個月，我想任何倡議都會失敗，因此雙方應該考慮的是不要製造更多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夠使事情不繼續惡化，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