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六四事件導緻美中關係陷入兩國建交以來的低谷，而31年後的今天，美中關係再次跌入谷底。特朗普政府上個月遞交的對華戰略報告認為，美國幾十年來的對華接觸並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美國將公開增加對中國的壓力。從接觸政策和戰略夥伴轉到脫鉤舉措和全面競爭，研究美中關係的美國專家如何看待這一重大轉向？在美國的總統大選年，美中關係又將何去何從？
美中關係進入至暗時刻？
“我們都不能在一個會把我們都殺死的病毒上進行合作，”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榮譽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奧森伯格-羅倫研究員的藍普頓（David M. Lampton）在談到美中關係的現狀時對美國之音記者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源於中國並蔓延到全球的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已經導致10多萬美國人死亡，40多萬人失業。
中美兩國都有評論人士注意到，美中關係正像“自由落體”一樣跌向谷底。有的觀察人士甚至認為，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展開，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即將進入“至暗時刻”。
藍普頓：美中關係2010年在多方面遇到困難
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藍普頓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儘管學者們會爭論美中關係惡化開始的確切時間點，但是大家幾乎一致認同的是，到2010年，美中關係在多方面都遇到了困難。
藍普頓說：“你不能說歷史從某一個時刻開始，但大約在2010年7月，克林頓國務卿談到南中國海和陸地礁石，以及中國的舉動有違美國的利益，當時中國對此作出了非常負面的反應。因此，我認為，這是說美中關係真正開始走向新的矯正的一個方便的時間點。這不是怪克林頓國務卿或奧巴馬政府。毫無疑問，中國的行動導致了美國政府的這些行動。”
在奧巴馬總統第一個任期裡出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2010年7月23日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的東盟區域論壇上說，美國在南中國海島礁的主權歸屬問題上持中立立場，但會介入中國與其他鄰國之間的主權爭端。
她說：“航行自由、亞洲海域的開放以及在南中國海尊重國際法，都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
奧巴馬政府決定捲入南中國海爭端讓中國感到措手不及，令當時的外交部長、目前是主管中國外交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十分憤怒。
克林頓國務卿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輸給政治素人和地產開發商特朗普一度讓北京暗喜，但是中國領導人顯然是高興得有點太早了。
特朗普上台後，關係全面惡化
特朗普總統上台後出台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定義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大國。儘管特朗普聲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他的朋友，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對中國發起貿易戰。 2019年年底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不僅沒有促使美中兩國攜手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公共危機，雙方反而就病毒的來源以及對疫情的應對等問題展開相互攻擊，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
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宣誓連任的5月20日，白宮發表了美國對華戰略報告。這篇七千字的報告承認，自79年建交以來，美國與中國的接觸與接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其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與世界日益增多的聯繫並沒有像美國希望的那樣，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並成為一個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共反而選擇利用自由和開放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並試圖以有利於它的方式重塑國際體系，並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強迫其他國家聽從於它。
報告說，中共的做法損害了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破壞了世界各國的主權和個人尊嚴。為了應對北京的挑戰，基於對中共意圖和行動的清醒評估，對美國的諸多戰略優勢與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對雙邊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採取了與中國進行競爭的做法。
孟捷慕：樂見美國終於認識到早應認識的現實
對於中國的經濟繁榮並未導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前美國駐華記者、目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常駐學者的孟捷慕（James Mann）早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書裡就預見到這樣的結果。他在題為《中國幻想：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的專著裡闡述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使中國背離自由化並進一步走向集權的，並預言，中國將繼續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且它的成功將鼓勵其他集權政權抵制改變的壓力。
對於特朗普政府終於認識到這一點，孟捷慕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我確實認為這種認識來到相當晚。我很高興美國的政策現在認識到他們早就應該認識到的一個現實。”
出版過多本專著的孟捷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就說過，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錯誤的假定而且需要改變，現在再次發表這樣的報告是為了表明，這種看法不僅代表國家安全部門的看法，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
藍普頓：“競爭”只是說著玩玩的（play word）
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研究的藍普頓指出，美中關係經歷了全面接觸、建設性接觸和對沖平衡政策，現在是所謂的競爭。但在他看來，競爭並不能準確的描述目前的美中關係。
他說：“我認為，競爭的說法只是對不斷增加的武裝衝突領域的櫥窗裝飾。確實，許多人正在使用'戰爭'一詞。我不想過分戲劇化，而且我們已經有足夠多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健康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所以我不想增加更多的誇張性說法，但我認為，美中雙方都必須認真對待衝突的可能性。競爭是互相打臉的一個說著玩的詞。”
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關係進入臨界點的美國知華派學者認為，描述美中關係的詞彙總是比實際的情況要弱一兩度，沒有現實那樣具有威脅性。
他說：“如果我試圖描述美中關係的話，我會說，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一種對決，並試圖維護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全面主導權。因此，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個我稱之為在戰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經濟領域的全面對決的政策。”
香港問題使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
在北京計劃推出適應於香港的國家安全法案後，特朗普政府做出強硬回應。國務卿蓬佩奧5月27日向美國國會提交報告，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兩天之後，特朗普總統在白宮玫瑰園針對中國作出多管齊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國行政當局開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與旅行區的待遇，對“直接或間接參與侵蝕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
他還表示：“今天，我將發布宣言，改善我們國家關鍵的大學研究的安全，並暫停某些我們已經認定為潛在安全威脅的來自中國的外國公民入境。我還在採取行動保護美國金融體系的完好性，這是無人可及的世界最好的體系。我指示我的金融市場總統工作組研究在美國金融市場掛牌的中國公司的不同做法，目標是保護美國的投資人。”
在特朗普發表了禁止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民持學生、學者簽證進入美國的文告後，蓬佩奧國務卿6月1日發表聲明說：“特朗普政府致力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公平互惠的關係，並繼續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學生和研究人員的重要貢獻。然而，政府也致力於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我們不會容忍中國企圖從我們的學術機構和科研機構非法獲取美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用於中國的軍事目的。”
他稱，特朗普此舉是中國政府採取的戰略和政策的直接結果，即“利用中國一些最優秀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員在目標領域的機會，轉移和竊取美國機構的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不正當地利用我們開放、協作的學術和研究環境”的戰略和政策。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約翰·麥克拉夫林（John McLaughlin）日前在媒體上撰文說，在他看來，今天，美國的學者、決策者和民眾幾乎達成一個共識，即中國正在以極快的速度給美國帶來嚴重的威脅。
中美兩國走向新冷戰？
對於美中關係的不斷惡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警告美國不要把中美兩國帶向新冷戰的邊緣。
不過，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的孟捷慕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的情況根本無法與美蘇當初進行冷戰時的情景相提並論。
他說：“我腦海中的新冷戰的概念是，兩國在全球展開軍事競爭，我們並沒有到這一地步，而是在我們此前沒有見到的層級上進行對抗。”
美國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常駐學者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與遏制戰略並不是同一回事。
她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大部分是因為美國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為此提供方便，這與遏制是很不同的。基本上，他們的看法是，我們不應當再幫助中國；我們不應當教育中國的學生；我們不應當給中國提供技術；我們不應當通過貿易給中國經濟做貢獻等等。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受到這樣一種看法的推動，即中國能夠崛起到目前的這種實力與顯著地位，大部分是因為美國，而中國的行為展現出來的是忘恩負義，所以美國應當停止幫助中國。 ”
但這位研究中國安全問題的專家也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並不是它所說的競爭戰略。她說，競爭的一部分是不應當幫助你的競爭對手，還有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優勢的地方。在她看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真正的失誤在於它過於聚焦雙邊關係，而沒有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更好的關係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艾利森：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認識更清醒，但無對策
哈佛大學研究國家安全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認為，隨著中國實現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它將會侵蝕美國的價值和利益，因此認識到中國是美國的一個嚴肅的對手是正確的起點。他也認同特朗普政府的說法，即他們比美國以往的政府對此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不過，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並沒有拿出對付中國的戰略。
這位前助理國防部長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有一種態度，但沒有什麼對付的方法或是戰略。它的建議是我們應當直面中國並與之進行競爭，這是他們的稱法，但沒有解釋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還有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有關因中國沒有實現自由化，因此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失敗了的論點並不恰當。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研究中國安全問題的知名學者史文(Michael Swaine)日前在卡托研究所舉行的有關美中關係的研討會上說：“恰當的論點是，中國成為一個更有實力和能力的競爭對手，以及它在解決重大的國際威脅與機會方面作為一個潛在的合作者，如果不是夥伴的話，而大大增加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都發生在美國的實力在一些關鍵領域出現相對下降的一個時期。”
在他看來，這個認識能夠更為複雜，也更有效的與中國在必要時進行強有力的競爭，並重新審視我們對什麼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假定，尤其是繼續展開的有關美國至上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