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誰也未料到，一輛油罐車，會引發民情洶湧，將官方悉心營造的三中全會前的“社會大局穩定”的假象撕破。而點燃這波輿情的，是被中國領導人強調的“黨媒，必須姓黨”的官媒。
7月2日，新京報披露一起“化工油罐車運輸食用油”事件，一週後在中國輿論場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自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後中國最嚴重的一起食品安全危機，摧毀了當局在該事件後花費了相當大功夫才讓中國民眾對本國食品慢慢有所恢復的信心。
中國當局向來強調食品安全大於天，告誡各級官員凡涉百姓之事，都不是小事，馬虎不得，然而據稱油罐車不清洗罐體就直接運裝散裝食用油的所謂“混運”現象，已經存在20多年，是行業公開的秘密。 “混運”亂相如此之長得不到有效治理，不是一句簡單的政府失職所能解釋的，背後必有一種邏輯支配。可從四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油罐車“混運”凸顯的問題
一是運輸成本過高。按照受訪卡車司機的說法，洗罐需要數小時，費用至少三、四百元。罐車的運輸成本當然不只這點。油費、過路過橋費、卡車修理費、年檢費、再加人工費，以及其他成本，對營運油罐車的企業或者車主來說，可能很難承受，因此，能夠節省一點是一點。問題是，有些成本是不必要的，是由壟斷或政府的過度管理造成的，但另一些企業或市場主體必須承擔，在不能削減這部分費用的前提下，企業只好在降低“良心成本”上做手腳，就像油罐車的“混運”。
二是監管和企業的“合謀”。一個現象存在20多年，實際上已經不是行業公開的“秘密”，而成常態了。既是常態，就很難用監管失職來描述，裡面一定存在監管部門或人員與運輸企業某種程度的勾連。你能認為油罐車不清洗就直接裝油運走，整個中國的運輸和食品監管部門從來沒耳聞？了解而不作為，合理的解釋是：監管部門“體諒”企業這樣做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以致不如此做無利可圖，可他們又無法幫企業去解決這一問題，企業當然也會給監管部門或其工作人員“上貢”一點，監管部門也就默認企業的做法。
三是媒體監督缺失，輿論生態全面惡化。這起事件是由天子門下的官媒曝出的，從報導來看，記者對此事追蹤了兩個多月，一起醜聞要深入調查，確實需要花較長時間，但此事本身並不複雜，兩個月後才發表這篇報導，背後考量的可能還有發表後的風險問題。也就是，如今在輿論一律，媒體不能自行其是，脫離當局規定的報導紀律和要求，報社可能預知到報導發表後會引起輿論的巨大反響，尤其臨近三中全會，仍要把這件醜聞公之於眾，就必須考慮這樣做會給報社，特別記者本人帶來何種政治風險。
從好的一面講，這個事情說明，即便在當局的政治高壓下，中國媒體人還沒有完全熄滅心中的那份輿論監督的社會理想，並且只要去做，也是能做成的；但從壞的一面講，這種輿論監督權差不多也成絕唱了，過去十多年，中國輿論的生態確實有個重構，媒體變成只能“歌德”，不許“唱衰”，即使“歌德”，也需要方式正確，馬匹拍的不對或不是時候，也是一種錯誤。媒體“自毀”武功，不能行使監督職能的最主要表現，就是調查記者和調查報導的幾乎完全消失。在胡時代，調查記者和調查報導曾大行其是，對政府和社會起到了相當大的監督作用。而在這十多年裡，當局強調“黨媒姓黨”、政治家辦報、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並祭出宣傳紀律，於是調查記者紛紛出走，調查部門被撤銷，媒體根本不敢對社會公權力特別是官員行使輿論監督權，偶爾的監督衝動，也是只對“蒼蠅”，不對“老虎”，全面進入“歌功頌德”新時代。它的代價，就是像這種危害百姓食品安全的油罐車“混運”現象得不到揭露。
政治整肅解決不了官員的責任倫理
四是當局對黨和官員的政治整肅解決不了責任倫理。當局一直宣傳政權的人民性質，再三向官員強調14億人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要求各級政府和官員必須眼睛向下，心中裝有百姓，為民服務，為此並使出反腐和整黨兩招。官員的確是抓了一大把，用於政治學習和政治教育的時間，以及套在頭上的政治緊箍咒，也比過去多得多，結果呢？不敢非議中央，大吃大喝減少了點，各種政治小派別和小集團不見了，然而，並沒有提高官員的責任倫理，讓他們把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幹群關係、官民關係依然緊張。
這亦體現在抓食品安全上。早在2013年，習就指出， “我們黨在中國執政，要是連個食品安全都做不好，還長期做不好的話，有人就會提出夠不夠格的問題。”油罐車事件正應了這句話，妥妥表明中共是不夠格執政的。這並非是指，過去幾十年，尤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後，當局對食品安全的監管，沒有做什麼事，至少在法規上，彌補了這方面的法律缺陷，比如對行業油罐車的“混運”問題，法律是有規定的，在一段時間裡，當局也提高了監管力度。但為什麼食品安全問題不時冒出？
除了上面指出的幾點，一個深層問題是，如今的官員，再無為民服務之心，無論當局怎麼強調，施以各種壓力，官員的政治倫理就是不在百姓身上。根子當然是這個體制，“上”唯大，官員的政治前途和人身關係依附於“上”，這一點今天更明顯，在此前提下，官員的責任倫理就只有“上”，而沒有“下”即百姓。因此，不論當局如何假裝拿鞭子抽打官員，把脫離群眾的危險說得多麼嚴重，在官員眼裡，百姓不過是螻蟻，當然也就不可能主動去維護百姓利益。
三中全會在民情躁動下舉行
然而，今天的百姓也不全是順民，也不想做順民，會通過各種方式曲折反映這一點。油罐車混運事件發生於三中全會前夕，說明當局在重大事情或重要會議召開前，無論怎麼嚴防死守，想消除不穩定因素，總是會有不測事情發生，讓當局破防。中國社會的各種燃點之多，遠遠超出當局的防堵能力和水平，甚至防堵本身就會衍生出不穩定事件。比如，二十大誰能想到胡錦濤被架離一幕，去年10月，又有誰想到李克強會突然離世。在社會的燃點多得數不勝數的情形下，當局即使預設了一千套、一萬套防堵方案，現實中總會有某個燃點超出他們的方案之外，從而點燃民眾的不滿情緒。
這種困境是中國當局無法擺脫的，但它必須做徒勞的努力。這既是一種政治慣性，也是現在社會的民怨太大。所以，當局在三中全會打出“改革”旗號的同時，在會前也習慣性地強力管控社會不出亂子。而民眾之越來越不滿，也在於對現狀的心態和認知發生了改變。北大國發院前不久公佈了一個連續多年的調查，揭示了這種轉向。根據這個調查，受訪者在回答人們為什麼會貧窮時，過去前三輪（2004～2014） “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於前三位；相對地，認為貧窮是因“機會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認為貧窮是因“不公平的經濟體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但去年認為貧窮是因“機會不平等”上升至第一位，認為貧窮是因“不公平的經濟體制”上升至第三位；相對地，認為“缺乏能力”下降到第六位，認為“缺乏努力”下降到第五位。
從這個調查可以看到，在 2004到2014年這十年，人們對於貧窮的看法傾向於個人因素，認為是個人的能力或者努力不夠導致的，而在去年，則更多歸咎於政策和體制因素。這種對貧窮歸因的認識改變，既反映了多數人無力改變現狀的無助和無奈感，也反映了人們對一個公平公正社會的需求，由此滋生的社會不滿就會更強烈。這當然讓當局會感到害怕。然而，當局也毫無辦法，只能靠空洞的政治說教以及政治懲戒，以為可以敦促官員去撫慰群眾，降低社會不滿，但一輛油罐車“恰到好處”在三中全會前夕出現，讓當局再次目睹躁動的民情，會議或因此開得有點驚心動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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