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投資環境在逐漸惡化少下，台商撤離中國已成為「顯學」。與此同時，分析人士說，一向最懂得分散生產基地風險的日本在中共長期的仇日宣傳影響下，包括日前一名日籍男童在深圳的學校門口被刺殺身亡事件的催化下，日本將成為繼台商後下一波加速撤離中國的外資。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9月發表一項名為「多元化而非脫鉤—台灣產業應對地緣戰略風險」的專家研究，指出有57.4%的台企正在或考慮撤離中國大陸。這份調查是在2023年底訪問了610家台灣企業後所得出的結果。
根據調查，台商撤出中國的前三個主要理由是：人工成本太高（33％）、供應鏈中斷的可能性（25.9％）、投資政策改變（25.2％）。兩岸開戰的風險疑慮跟前一年相比則有所消退，排名第4（24.1％）。
研究並指出，傾向撤出中國大陸的台企比例遠高於其他國家的企業。比如受訪的美國企業中，只有不到25%表示正考慮或已經開始撤出中國；歐洲和日本企業則分別只有約10%表示正考慮或已經開始撤出中國。
多元布局
報告說，儘管台商對於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擔憂仍然很高，他們正在採取各種多元化布局，而不是與中國徹底脫鉤。
從事石材生意的台商李女士就是一個例子。她對美國之音說，她是九十年代末、兩千年初西進中國的台商，當時跟他們差不多同時間進軍中國的台企非常多，規模也非常龐大：有整個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工廠共同策略性前往的，像是蘋果手機生產製造相關的公司；也有聲名響亮的飲食品牌，像是鼎泰豐集團；但更多的是像他們這樣的中小型企業，因為敏銳地嗅到對岸的經濟改革，在大量原物料、人力、土地等眾多生產成本低廉的優勢前提下，在經濟利益的趨動下，共同形成西進的浪潮。
然而，在眾多台企離開中國之際，鼎泰豐集團在今年8月底宣布退出中國華北市場，反映了中國日益惡化的營商環境惡化。
李女士表示，台商大規模的西進隨著2016年特朗普選上美國總統後，因美中情勢惡化而產生了改變。一向以美國訂單馬首是瞻的台商也開始注意到，若是美中經貿展開對抗，其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和區域經濟風險將可能為企業帶來滅頂之災。因此自2016年後，便開始有台商陸續低調地默默離開中國，到2020年以後的疫情期間又是一個高峰期，當時有統計估算，台商撤走了35%左右。
李女士表示，台灣總統大選後，台商撤離中國又進入一個小高峰，因為美中之間的貿易對抗愈發激烈，而中國方面更是接連取消對台諸多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關稅優惠，這也是加速台商離開中國的一大重要關鍵。
她說，現在全世界經濟景氣放緩，中國的內外環境已不再具有投資吸引力，加上台商「逐客戶而建工廠」的忠誠特性，配合客戶「中國＋1」的要求，將工廠遷移到越南、印度、泰國、墨西哥等地者多有，遷到美國、日本、歐洲的也不在話下，就是務求將生產經營的風險降到最低。
李女士說，他們自己的實際情況是仍然保留在台灣和中國的工廠與生產線，但他們自2017年起便有計劃地前往德國開拓市場。她說，德國乃是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俄烏戰爭對歐洲的影響甚巨，戰後勢必有一波重建工作，這對吃苦耐勞的台灣人是個很好的機會。
晚撤代價高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自2017年起就不斷呼籲台商趕緊撤離中國，否則到最後會連想要撤出來的機會都沒有，因為撤離的附加成本只會變得越來越高，如果現在還在「考慮」撤出的台商，基本上都已經來不及了。
他說，市場上透過地下管道將人民幣匯兌至境外的手續費，已經從原來的3%漲到12%，到最近已經有人喊到20%以上。也就是說，錢要從中國撤出的成本跟代價越來越大。
其次，在眾多台企不斷撤離的過程當中，中共也給台商施加更大壓力，不管是查稅、清查土地用途，還是使出各種監管手段等，比如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鄭州廠遷去印度發展後，造成百萬工人失業潮，中共就用不同的壓力要鴻海重回河南重新設廠。但出去後又回來中國設廠是比較特殊的案例。
謝金河說：「所以這個就是說台商有些跑了，跑了以後呢，如果你還沒有跑干淨，可能你同時要接受中國政府的壓力，重新回到中國去設廠，鴻海現在也出現這個情況。」
謝金河表示，第三個問題是，很多早期台商的土地取得是透過中國地方政府廉價批地而來，但現在撤資後土地想賣也賣不掉，而且中國地方政府因為財政困難也想方設法要把土地收回來，所以早點撤離的台商，比如台灣四大電子巨頭之一的廣達，它在2017年前後回台灣買地設廠時，就有非常從容的時間可以從中國移動，但現在要再從中國移動的壓力跟難度都會比過去要高。
「也就是說，到現在如果沒有離開中國的，現在才要想離開，我相信機會很小了，成本代價都高了，這個是現在台商的處境。」謝金河說。
日企加快撤離
他表示，台商撤離已成「顯學」，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過去30年當中有31300多家企業在中國投資，但由於中共長期的仇恨教育，使得日企在中國的業務施展變得越來越困難。從去年開始，日企三菱汽車從中國撤出，最近新日鐵公司也宣布要跟中國寶山鋼鐵公司結束20年的合作的關係，顯示眾多日本企業也正在加快速度撤出中國。加上最近深圳一名日籍兒童被刺殺身亡的消息，造成日本舉國上下輿論沸騰，很多日本企業宣布在中國的員工可以帶著家眷返回日本，費用由公司承擔。
謝金河說，每一個國家過去在中國嘗到甜頭的企業，現在都已經碰到困難了，日本在中日百年恩怨情仇下將首當其衝，成為下一波大幅度從中國撤出的外資。這是因為台灣跟中國之間其實只有一個主權爭議，兩岸本身並沒有什麼血海深仇，但是日本不同，中國跟日本有著100年來的深仇大恨，中共每天晚上都在電視機上不斷教育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仇恨。
謝金河說：「所以你講台灣危險，我說日本的危險來比台灣嚴重100倍，我說日本如果沒有這個警覺，日本將來一定會遭殃。」
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持相同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日本對於分散生產基地風險這件事，向來都是全球首屈一指。日本的國內資源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豐富，加上少子化危機，日本向來就是把有限的資源集中留給最先進、有待發展的產業，而將一些相對過時或者成熟的產品透過技術授權賣給其他後進的國家，要不然就是將生產活動外移，所以日本不只在亞洲幾乎還沒有企業去緬甸的時候，它就已經去緬甸開設產業園區，更不用說在泰國等很多東南亞國家的布局早就非常完整，甚至到中南美洲去都一樣。
邱俊榮說，所以日本是最熟悉把資本在國際間快速充分移動的國家，日本人在這方面的經驗比誰都豐富，因此當遇到一些外在變化的時候，它也比任何國家都還要迅速地做出因應與改變，又加上深圳男童事件的短期催化下，他認為日企的確會在撤出中國的速度跟台商比較接近。更何況，日本其實在過去幾年就已經對日商撤離中國祭出補貼，代表日本對於在中國的投資早就產生了疑慮。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2020年7月公布了第一批補貼方案後，已經讓一些日企遷回日本或是到東南亞國家，在深圳日童遇襲事件的短期效應下，恐更助長了日商出走的腳步，讓日企成為繼台企後，下一波快速撤離中國的外資。
台企撤出高於外企
雖然《華爾街日報》18日說，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台灣公司可能是「礦井裡的金絲雀」，意即台企的觀點和行為預示著全球公司可能會如何行動的先兆。但邱俊榮認為，台商跟其他外資企業進到中國的思維不太一樣。台商大部分是為了尋找一個廉價的生產基地，以降低生產要素成本為主要考量，但很多外資到中國去發展的著眼點是看上中國廣大的市場，所以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比較不容易離開，這也是為什麼台商撤出中國的速度或比例會比其他外資企業高的原因。
邱俊榮並表示，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有很多都是做終產品的廠商，比如汽車，這些企業當然就是以市場為主要考量，但是在中國的台商比較大的比例是做「中間財」的生產，或者是代工，就會很容易隨著客戶而移動，「品牌廠叫你往印度，你就往印度，叫你往越南，你就往越南」，這跟一般外資企業做「最終財」的情況不太一樣，所以邱俊榮認為，台商的離開並不見得會成為其他外資企業撤離中國的先兆。
但他說，台商跟外企仍然面臨一些共通點，包括中國的生產成本提高、內需消費萎縮，以及美中之間的對抗。
謝金河表示，中國過去成為世界工廠的因素，在美中角力之後，現在情況已完全改變，最簡單的例子就像德國的福斯汽車或日系的三菱汽車，他們過去都在中國賺了大錢，但是在中國車企比亞迪等出來之後，中企反噬過去的國際大車廠，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產業的崛起產生了一個替代作用，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國的內卷「已經捲到全世界去了」，中國的低價殺戮已經砍到全世界很多產業都倒地不起。
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