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決定指派“非中國專家”擔任駐華大使。專家認為，日本藉由更換外交模式來刺激中國變更其處理外交關係的習性，而新任大使的豐富經驗有利於即時掌握他國對華政策的動向。
日中關係之重要性降級
日本政府10月24日在內閣會議上決定，起用駐印尼大使金杉憲治出任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將接替漢語研修班((China School))出身的駐華大使垂秀夫，成為約7年來首位非來自日本外務省漢語研修班的駐華大使。
前安倍晉三智囊，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名譽教授島田洋一(Yoichi Shimada)在政策工作中曾經與金杉憲治有所接觸。島田洋一告訴美國之音，金杉憲治是一位傳統日本外交路線的官僚，岸田政府在這個時間點依然選擇一位在外務省(外交部裡面)中規中矩的官僚作為駐華大使，很明顯是想避免損害與中國的關係，也就可以察覺到岸田內閣還是維持對華鴿派的路線。
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認為，岸田政府啟用所謂“非中國專家”為駐華大使，是有意傳達強硬的訊息。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2022年8月岸田首相進行第一次內閣改組時說過這是為了應對“有事”而成立的政策斷行內閣，因此知中派外務大臣林芳正是當時大幅改組中，少數沒有更動的5人之一，但是今年8月第二次的內閣改組時，外務大臣職位意外改成友韓派上川陽子，可以解讀為岸田首相對中國遲遲未能理解其讓林芳正出任外務大臣的善意，有所失望之外；也向中國傳達岸田政權對於日韓關係重於日中關係的含義。
謝文生指出，此次任命“非中國專家”為駐華大使，也是同一邏輯。
他說:“既然已經遞出林芳正這樣熟悉中國、也為中國所熟悉的橄欖枝，長達兩年來中國一直無法領會到日本的善意，那不如就更換外交模式來處理，期待以此讓中國意識到自己要'變更處理的習性'，才能重啟日中關係。”
謝文生指出，岸田今年8月底特地請日中友好議員連盟的會長二階俊博協助日中對話關係的重建，是將管道由外務大臣層級降板為非正式管道，也是一種對中施壓。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彥麟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駐外官員執行外交任務的範圍絕非僅止於駐在國，而是以母國的國家利益為基礎、以所有的國家為目標，因此日本駐華外交人員除了和中國官員接觸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與他國駐華官員接觸”以蒐集情資。他認為，這種做法能使駐外官員在中國境內即能掌握他國對中政策的動向，無須等待母國外交部門經過層層交換後才能獲取信息，而駐外經驗豐富、擁有情資蒐集專業的金杉憲治是很恰當的人選。
他說:“日本新任駐中國大使金杉憲治不僅具有擔任駐印尼大使經驗，亦曾經派駐於美國及韓國，更曾經擔任六方會談代表，其經歷與人脈足以為其在中國境內的外交活動提供良好基礎。”
中國執政系統各自為政使日中多道問題難解
日媒共同社10月24日報道，金杉憲治將致力於改善因福島核電廠核處理水排海、反對排海的中國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等惡化的日中關係。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處理水8月底啟動排海後，中國立即全面暫停了日本水產品的進口，加上中國國安當局於10月中旬正式逮捕今年3月在北京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遭到拘押的的安斯泰來製藥公司日籍男員工事件，新大使將面臨艱困局面。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王彥麟指出，日本雖在國際社會監督下執行福島處理水排海，中國外宣部門卻發動攻勢指責，中國海關總署亦宣布停止進口日本水產品作為報復。另一方面，中國安全部門近期多次以不透明方式逮捕日籍人士，中國商務部仍積極對日本推動招商引資工作。由這些現象可發現，中國各涉外單位各自為政，缺乏細緻的統一指導。
他認為，中國各涉外部門間的狀態混亂，以上的問題極難在短期內循外交途徑完全解決，但日本仍能以間接或轉移的方式應處。
王彥麟說:“在福島處理水引發的水產品禁輸問題上，分析日本將會先行爭取韓國解禁，向國際社會突顯中國禁運的不合理性。”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名譽
教授島田洋一指出，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政府會改變在日本水產品進口禁令的立場，因此日本也早已經開始轉移銷售重點，透過在日本國內或外銷到其他國家來分散風險。
關於在中國的日本人被中國警方拘留的問題，島田洋一認為，岸田政府與日本國會根本沒有勇氣逮捕在日本的中國間諜，與中國進行有效的“人質交換”，因此也只能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被逮捕的日本人。
日中關係專家謝文生表示，陸續發生日本商社人員被中國國安部門視為間諜的事件，根本問題確實出在中國整個執政系統的混亂。
他說:“中國的外交與經濟系統希望能重建或深化與日本的經濟鏈接，但國安系統沒有的明確規則，造成日本商業從事人員對被派遣到中國感到不安；而根據日本大商社的調查，半數以上都表示明年將停止或減少對中國的投資。”
謝文生指出，國安高於外交、以政治凌駕一切的思維造成中國的矛盾，放大到台海、東中國海局勢，都將是金杉憲治即將面對的難題。
日本欲將週邊局勢“內部問題外部化”
日本與中國領導人10月23日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約45週年之際相互發出賀電。不過，兩國在一系列重大議題上的分歧未出現緩和跡象。圍繞著尖閣諸島、台灣海峽的緊張等，日中兩國關係存在著許多問題。在台海與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會如何利用新的駐華大使? 日中在這些敏感議題上未來走向如何?前首相安倍晉三智囊島田洋一教授表示，安倍首相多次
告訴習近平“不要誤判(低估)日本在尖閣諸島問題上的防衛意圖”，安倍也向美國主張，應該將美國在台灣防衛上傳統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明確轉向“戰略清晰”政策，對於中國有堅定而迫切的危機意識。但他認為，民主黨的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歷史不靠譜，岸田政府的危機意識和自主意識基本上還是追隨美國的態度，因此對於週邊危險局勢的判斷和決斷能力令人堪憂。
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指出，安倍首相2015年所發表的《戰後70年談話》的要義中已經向世界傳達，全世界現在面對的是“戰後新世代的日本”，而不是“二戰遺緒的日本”，岸田政權也是延續這個思維來經營對中關係。
他說:“岸田首相在對華關係上一直也都是主張'對話'，因此，日中關係主要還是在於中國的問題，要看中國能不能改弦易轍、改變戰狼外交、不再企圖用武力變更現況。”
謝文生認為，金杉憲治擅長處理美國關係，並熟知安倍第二次擔任首相時與中國關係回暖的過程，能從日本印太戰略的全局視角處理日中、日朝和日中韓的複雜東北亞的關係。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彥麟表示，在台海與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府採取的將是基於國家利益的連續性方針，新任外務大臣、駐華大使都將延續這項方針。
他說:“無論是台海或尖閣諸島問題，日本方面不存在全面與中國升高對立的動機和餘裕，當前最適宜的做法仍然是'爭取內部問題外部化'，亦即喚起域外國家對這些問題的關心。”
王彥麟指出，由於東南亞國家在南海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故如何爭取東南亞國家關注東中國海議題將是日本外交上“內部問題外部化”的重要關鍵，金杉憲治的東南亞經驗或能為此提供良好利基。而由於日中在台海及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上均不存在退讓餘地，但是也無法承擔全面對抗的成本，他認為，日中雙方未來仍將不斷重複升高對立及減壓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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