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所矚目的杭州亞運會之際，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到浙江視察時，重申要推進「共同富裕」和「楓橋經驗」。 分析人士表示，「共同富裕」嚇跑了許多創造財富的人，很可能是今日中國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有其特殊的政治與經濟條件，但浙江模式很難推廣到中國其他省市。 而毛澤東時期的「楓橋經驗」應用在習近平時期的新意，就是結合了數位網格化管理，是一種科技威權治國的再現。
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杭州亞運目不暇接的絢麗開幕式引起不少對豪奢的質疑，或讓中國離「共同富裕」的目標又遠了一步。
雖然中國政府尚未公開整體花費的數目，但根據杭州市政府先前披露的信息，為了舉辦亞運會，自2016年至2020年，光是交通基礎設施、競賽場館、住宿以及其他設施的費用，就已經花了大約300億美元。 也就是說，實際的支出肯定更多。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正面臨困境。 昆明地鐵從今年5月就發不出薪水；廣西桂林市廣電局員工抗議有半年沒發薪；多地公務員欠薪....最新的消息是中國房地產商恆大集團的股票9月28日 在香港股市暫停交易，為中國的低迷經濟再添利空。
鮮明對比
光彩奪目的杭州亞運跟陰霾籠罩的中國經濟形成鮮明的對比，習近平趁著出席杭州亞運開幕式之機考察浙江，再次強調要“共同富裕”，也顯得格外具有諷刺意味。
中國官媒新華社9月25日報道，習近平到李祖村考察研研，參觀了「共富市集」等地，得知李祖村年人均收入達到5.2萬元人民幣，感到十分高興。 報道說，習近平表示李祖村「紮實推進共同富裕，是浙江『千萬工程』顯著成效的縮影」。 他也要鄉親們「努力奮鬥，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亞運是一個代表國家層級的運動會，而中國的運動本身就跟政治息息相關，所以亞運會是習近平發表政策的一個很重要的場域 。
他說：“所以他在亞運會（期間）發表一些重要政策，其實就是跟世人強調中國未來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它要怎麼走，去爭取某種權力跟論述權，那以浙江為樣板。”
浙江在中共十四五的規劃中，即被中央賦予一個重大使命，就是「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發展的四個「區」之一，其中，浙江的任務就是要建設成「共同富裕示範 區」。 在2021年5月20日官方通過《關於支持浙江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後，去年起浙江正式展開示範區的相關作業，目前有60個「實務觀察點」。
浙江地位特殊
蔡文軒表示，浙江在經濟和政治上有其特殊條件，一直被北京特別關照。 經濟上，浙江有充分的民營經濟的條件，城市發達也帶動了鄉村的發達，是一個相對富裕、貧富差距較小的省份，而且浙江的人口也比較少，跟中國東部其他省份比如江蘇比 起來，有更好的條件可以成為經濟富裕之後中國該朝向什麼樣的新治理模式的樣板地區。
在政治上，浙江也有一個很強的政治寓意，它是習近平過去長期歷練與服務的地方，習曾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代省長，即便後來離開了浙江，他仍長期對浙江挹注資金 ，包括習執政後談到環保問題時，常提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話語，都是他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提出的，一直沿用到現在。
蔡文軒說：「如果你以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的示範區，確實可能在國家強力的挹注之下，這個地方確實做得相當不錯，可是它有它的政治條件跟經濟條件，甚至社會條件，浙江的 例子我個人認為很難做全國性的推廣。”
民營經濟低落
曾任台灣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的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張執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共同富裕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國家財政必須充足，習近平這次來到杭州亞運重提他的浙江經驗，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民營經濟，但中國受到打房政策的後續影響以及疫情的衝擊下，經濟面臨通縮壓力，失業率也很高，地方債務又嚴重，這些都可能導致共同富裕的 目標受阻，這是全國性的問題，不是單只靠浙江就能處理的。
張執中質疑：「習的共同富裕的目標，到底是不是造成當前中國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他說，不管是房市「住房不炒」的定位，還是上海封城清零政策，都是在習 的指令下形成的，都造成中國經濟的重大影響。
他並表示，習近平在中國脫貧完成之後，不准國內人民再去談論返貧的問題，也就是說他的政策執行成效是不容許被質疑跟挑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外界其實很難了解中國在所謂的脫貧之後，在現在經濟下滑情況下的真實處境，這就好比中國的新三座大山（醫療、教育、住屋）方面的民生問題 和困難，在經濟下滑後所造成的後續效應的影響範圍可能更廣一樣。 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下行可能讓共同富裕面臨更不利的局面。
旅美時評人蔡慎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中國一夜致富、揮金如土的人很多，但收入分配機制的不公也讓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
根據中國胡潤研究院在今年3月發布的《2023胡潤全球富豪榜》，過去一年全球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人數以中國最多，有969人，美國有691人居次；今年全球 新增的176位新富豪中，也以中國最多，達到69人，其次是美國，有26人。
貧富懸殊
蔡慎坤說，這說明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短短的幾十年間，創造了海量的財富，也就是所謂的“蛋糕已經做得很大了”，但是切蛋糕的方式依然沒有改變，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分享了巨大的蛋糕，而絕大多數人只是分享到其中的一小塊蛋糕。 從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透露的有6億多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幣就可以看出中國貧富極度分化的狀況。 1000元人民幣折合美金是100多塊美金，“這樣的一個收入水平，實際上跟現在非洲的一些極貧窮的國家沒什麼太大的區別。”
蔡慎坤說，國際運動會已經不可能見到如杭州亞運般揮金如土的場面，那些都是民脂民膏堆積起來的，中國政府應該要把這些錢真正運用在民生上面，讓絕大多數的人可以分到多一點 的「蛋糕」。 尤其過去這些年來，中國不計代價去推行“一帶一路”以及形象工程、首長工程，比方說“雄安新區”，都是憑著個人的意志在切蛋糕，根本沒有考慮到廣大人民的需要。
共同貧窮？
蔡慎坤表示，改革開放是解決了「把蛋糕做大」的問題，但是蛋糕做大之後如何分配，這完全是共產黨可以做得到的事，但官方至今並沒有認真推出一個可行的分配機制方案，如果 只是一味單純的喊喊口號要共同富裕，那很有可能會把現在創造財富的一部分人也嚇得不敢去創造財富了，尤其中國這些年來對民營經濟的打壓，很大程度上是抑制了 經濟的發展，“到時候連蛋糕也沒有了，要拿什麼來分？”
蔡慎坤說：“所以說很有可能到時候蛋糕越做越小，最終就是走向共同貧窮這樣的一個結局，是有可能出現的。”
習近平在浙江的考察除了重提 「共同富裕」之外，也提到「楓橋經驗」。 新華社說，今年是毛澤東批示推廣「楓橋經驗」60週年，習近平到「楓橋經驗」的發源地諸暨市楓橋鎮參觀了楓橋經驗陳列館，強調「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把 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蔡慎坤表示，過去中共的執法權往往都是在縣一級，因為縣一級有一個完整的司法體系，如果執法權往下移，靠基層群眾解決問題，易給無業遊民或是不懂法律的 人有發揮的空間，容易造成群眾鬥群眾的趨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
他說，如果中共願意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法治社會，人人守法、人人懂法，並且執法部門也依法辦事的話，就根本不需要「楓橋經驗」了，因為楓橋經驗是人為的， 靠得是基層群眾，跟法律相去甚遠，一但推廣，將為中國社會埋下一個巨大的禍害。
維穩考量
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說，1962年毛澤東在浙江時就曾提到“矛盾不上交”，意思是要讓矛盾在地方層級就及時化解掉，不要上交到更高的層級，這 是一種維穩的概念，所以對中共而言，他們是歡迎這種制度的。 但習近平更懂得與時具進，運用科技的網格化管理，將科技與「楓橋經驗」結合起來去進行監管。 尤其在後疫情時期，中國經濟放緩，青年失業率高，公務員減薪等問題下，更增添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蔡文軒說：「這些所謂危機、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都必須透過科技的方式來進行基層的治理跟解決，讓這個矛盾不上交，而且避免基層之間的矛盾有互相串連的趨勢。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科技治國的一種再現，他任何的改革都是政權穩定的考量或是政權存續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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