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頒布“清退令”後，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及18歲以下青少年都被禁止從事建築施工作業，使得許多超齡勞工都被迫在城市邊緣“趴活”、打零工謀生。他們的辛酸遭遇近日經中國媒體揭露後，引發輿論嘩然，更讓各界憂心的是，據統計，未來10年內，有近8千萬名中國農民工將在缺乏社會與醫療保障的窘境下，邁入花甲之年。
中媒《財經雜誌》4月12日的報導揭露出北京日結工勞務市場的慘況：兩名50多歲的男人，為了一份日薪人民幣100元的清潔工作，在北京順義街頭搶破頭，但一旁67歲的男子因為超齡，根本連搶工作的資格都沒有。
該報導指出，每天清晨四點就來“趴活兒”(意指等待招工)的農民工中，不乏年滿60歲的長者，因為部分地方政府早自2019年就陸續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築工地僱用60歲以上的工人，逼得他們這些年只能靠打零工維生，但競爭者眾，一連幾天都沒攬上活也是常有的事。
“超齡打工人”窘境：謀生無門
既然工作難找，超齡農民工們為何不退休返鄉?
65歲的白糧春告訴上海媒體《澎湃》，他自90年代就為了家計走進工地，積蓄不多，女兒也要養三個小孩，讓他根本不敢肖想退休。
另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在上海嘉定區招工點的農民工們，他們的年齡從60多歲到78歲都有。據《澎湃》報導，有人說“做到死就回家”，另一人則接話“做到老了，就不干了”，並同時仰頭兩眼一閉，代表“長眠”的動作。
除了媒體關注，“超齡打工人”也是近一周來的微博關注詞。其實早自3月份以來，中國多個城市接連祭出建築業“清退令”後，這群長期遭忽視的農民工就又重新躍入大眾的視野。
據《工人日報》3月18日報導，從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西南昌到湖北荊州等地方政府都發文稱，要“進一步規范建築施工企業用工管理”，亦即，基於安全因素要停止僱用60歲以上、體力跟注意力都相對衰退的超齡工人，以免發生意外。
此規雖立意良善，但勞僱雙方卻都很頭痛。對雇主而言，許多年輕人寧願送外賣也不肯接建築工地危險的體力活，因此，一禁用高齡工人，就難招到工。
農民工的處境也難，因為多數需要操作機器、具備技術的工作都已將高齡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歲就是天花板，年過60更沒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後，各地經濟復甦疲弱，連年輕人都難找到工作，因此，建築工地的體力活，自然是他們最後的棲身之所。
超齡農民工退而不休 凸顯中國經濟難題
美國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高級研究員羅谷(Dexter Roberts)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處境。他說，高齡農民工的困境是中國所有農民工的縮影。
他表示，隨著經濟結構轉型，中國大量勞動力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但現在即便是餐飲服務員或外賣小哥，也同樣面臨失業率上升、工資下跌的困境，更遑論缺乏相關技術，又遭年齡歧視的中老年人。
羅谷告訴美國之音: “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中共政府歡慶脫貧成果，但貧困仍然存在。現今中國最貧困的人是農村的老年人，中國政府總體上面臨著人口迅速老齡化的巨大挑戰，其中最極端的部分就發生在中國農村的老年人身上。”
走出農田進車間 農民工撐起“世界工廠”
超齡農民工多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鄉二元體制下，以“剩餘勞動力”身份離開農村，找尋機會的城市工人，也就是“以農民戶籍從事非農業工作，並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
人們雖常以“農民工進城”來形容他們，但他們不過是走進工廠、工地或是棲身城市的社會最底層。
當中國以世界工廠之姿崛起時，農民工即中國所謂的“人口紅利”，農民工的僱用人數常代表某產業或某間工廠的規模大小。
羅谷認為，農民工的困境在於他們離鄉背井，卻不曾擺脫中國戶籍政策下身為“農村戶”的命運。相較城市戶口，他們的社會及醫療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壓力下，忙碌一生，即便到了退休年限，養老積蓄也單薄。
未來10年 8千萬農民工年逾六旬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3億人，其中50歲以上近8千萬人，佔比為27.3%，換言之，未來10年內，這8千萬農民工將邁入花甲之年。
對此，中國官方於2月17日頒布的《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及了“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
另外，人社部等五部門於2022年11月聯合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也要求，企業不得以年齡為由“一刀切”清退大齡農民工，還要為他們免費提供就業服務。
中國官方雖認知到了問題，卻未提出任何具體作為，直到近期超齡打工人的困境再度引發關注。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廣傑4月11日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上海雖於2019年就明令60歲以上男性和55歲以上女性不准從事建築施工作業，但同時也頒布配套，許可超齡工人從事如工地門衛、食堂及保洁等輔助工作。
胡廣傑強調，上海計劃打造共享型“一張床”宿舍等措施，也就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鋪床位，以更低價格服務有需求的高齡務工人員。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王國臣分析，依照中國政府的處置模式，未來應對農民工問題，恐怕還是會搬出如供銷總社、加速推動共同富裕等傾向的社會主義作法。
王國臣告訴美國之音:“供銷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飯比較便宜嗎？當下的救急就是讓農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吃到飯。另外就是，有什麼工作可以給他們做？中國大陸問題太多，農民工只要不暴動，我覺得，他(們)的優先次序永遠是在後面，中國的習慣就是城市優先。”
就業難 廣東推“30萬青年下鄉”
王國臣指出，工作難找的不僅高齡農民工，官方公佈的2月份外來人口失業率達5.9%，已創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來的新高。隨著美中交惡，外資又陸續撤出中國，中國就業問題恐持續加劇。
為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廣東省四月初推出《廣東青年下鄉返鄉興鄉助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三年行動》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動10萬青年下鄉幫扶、10萬青年返鄉實踐，還有10萬青年提升興鄉技能，以振興鄉村，平衡城鄉差距。
不過，方案一出即引發網絡熱議，許多網民批評，官方重回文革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老路子。
對此，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莊奕琦認為，中國自“十三五”時期以來即大力推動城鎮化，但也因此掏空了農村的人口與經濟活力，如今又要讓青年世代重返農村，儘管大方向正確，但若未做好配套，“地方創生”的效果恐有限。
莊奕琦告訴美國之音: “它(中國)過去就是犧牲鄉村來促進城市，犧牲農業來促進工業的發展。如果鄉村是現在這樣的一個結構，那有什麼引力來讓這些年輕人回家呢？這個跟你城鎮化(的目標)，事實上是不一致的。”
無論是“超齡打工人”還是求職的農村年輕人，就業難在中國已是常態。
對此，美國學者羅谷說，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仍持續加劇農村與城鎮人口間的財富不平等，這將為中國社會增添不穩定的隱憂，也是中國經濟模式未來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