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 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在現今黨國一統天下的輿論環境下，財新是碩果僅存的“異議”媒體，連當年氣勢如虹的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都繳械投降。 說它“異議”，並非指財新的根本立場和中共相悖，否則當局分分鐘把它滅了，而是說它有時或偶爾不安分，發出和當局不合拍的聲音，讓外界有所聯想， 以為黨內高層的倒習力量又要有所行動，借財新發出某種特定的訊號。
去年11月到目前，財新有三篇社論相當引人注目，分別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須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 從傳統自由派的觀點來看，這三篇社論無甚新意，但由於它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乎中國當下路線方向的選擇，而社論的看法和中國當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國民間輿論以及海外的 注意。 尤其是《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僅存活了一天，更讓人猜測它戳中了當局的要害，反映黨內健康力量對習近平當下路線政策的不滿，借財新 施壓，要當局糾錯。
財新第一文：用昨天的習來反今天的習
我們來看看這三篇社論到底談了哪些敏感問題。 《改革亟須新突破》是從10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破題。 該改革方案是由習主持的，在當時獲得社會好評。 財新的社論也認為，方案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點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方案公佈後，“贏得國內外交口讚譽，中華大地隨即掀起 又一輪改革熱潮”。 社論還引述習在三中全會上就決定所做的“說明”中關於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段話，並稱之為“正確論斷，今天讀來感受更為強烈”，這當然是為增加文章的安全 性，用昨天的習來反對今天的習在改革開放上的倒退。 社論的這個立意在“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話上體現出來。 此話是李克強講的，被民間看作李反習的經典之言。 社論雖沒有直接說出李的名字，然而由於李在上海猝死引發社會的很大不滿，財新此時引李之話自然被輿論解讀為矛頭指向習，是要向習叫板，這也就是財 新為何要用習關於改革的話來對沖這種敏感性。
但是，社論還是忍不住要點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體現在思想解放的勇氣上，體現在保證一份份好文件能夠得到嚴格落實的執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 的是改革停留於口頭與紙上。 並批評有些官員口稱的“改革”，其實與決定精神背道而馳。 尤其疫情三年，微觀幹預過多，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嚴重，市場主體苦不堪言。 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糾正錯誤同樣是改革，市場主體迫切希望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能夠盡快撥亂反正。 從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看，表面上，財新是藉10年前的改革決定批判當下有些官員、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亂“改革”，可造成這種現象的總根源是誰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財新實際上是在罵習破壞由他親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財新第二文：呼籲堅持實事求是，給習打臉
《重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前一篇社論的基礎上，批習更進一層次。 該社論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5週年，呼籲回到那次會議提出並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的歷史上被認為是改變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此也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 。 但習上台後，將中共歷史切斷，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進中國正向發展的那些重要會議，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好像中國歷史的改變，國家的發展，都是從十八大才開始的。
故財新在這篇社論中，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當然，為了保險，也引述習的話“歷史反复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 興黨興國; 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但同時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習打習。 根據社論的論述，如果說45年前靠實事求是，收拾了亂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調整了對外政策，與世界接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那麼今天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改革遇 到的真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及時糾正某些不當政策。 財新就差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了，因為今天中國的亂像，面對的內外重重挑戰，說穿了，就是習沒有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好高騖遠、好大喜功造成的 ，而糾正發展路線的錯誤，改善國內和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回歸實事求是。 因此，社論才指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擺脫教條，直面現實，準確評估自身力量，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倘若“改革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燈”。
財新第三文：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
《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是從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論壇說起。 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那麼面對國際社會的信任赤字，信任從何而來？ 社論引述了中國總理李強在致辭中說的，首先建立在“我們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憧憬，並願意為之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並將李強在致辭中提出的幾點主張視作國際 社會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 然而，社論矛頭一轉，指出問題關鍵在於中國國內如何重建信任。 在社會的信任已經撕裂，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同當權派，普通大眾和中共統治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如何去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才是此篇社論的著眼點所在。 財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用李強的話作為一個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貨”，社論表述，對於何為人類美好未來，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想法不盡相同，但若取最大 公約數，它應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國從政府到民眾的理性選擇。
可見，財新的論述，重點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價值以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選擇。 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幾個詞，當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有，但顯然，當局語境下的核心價值和它們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含義是不同的。 換言之，財新雖沒有將這幾個詞稱作普世價值，可在此的含義實際上是普世價值的含義。 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實際也是要表達中國應該回歸普世文明。 比起前兩篇社論來，財新這篇社論隱晦表達中國應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 黨內和社會的許多人當然聽得懂財新的弦外之音。 還有一點要注意，財新這篇社論，不再引述習的語錄來為文章增強保險係數，恐怕反映它對習會轉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從上述分析看，財新打擦邊球，能夠存活到現在，實屬不易，可視作是個奇蹟。 外界多把它歸之於財新的創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誼。 如果這一點在過去是有用的，現在應該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王本人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少。 我傾向認為，首先是財新自己還是很節制的，畢竟它主打品牌是財經報道，言論和社論中的某種犯忌，讓外界有所想的不是很多。 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護了它，在沒有明顯犯規，只是某種影射的情況下，雜誌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但是，像最近這段時間連發三篇社論，言論有些大膽，引發民情共鳴和輿論猜想，在財新卻也不多見。 這或許是它藉著中國經濟狀況不好，黨內和人心思變，拋出的三顆探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