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2019年爆發“反送中運動”，在2020年推出《國安法》之後，出現大規模移民潮，專業人才流失問題日益嚴重。同時，有數以萬計中國大陸人士透過不同方式移居香港。有人擔心，這些所謂的“新香港人”會衝擊香港獨特的本土價值和文化，甚至主導未來的香港社會。有評論則認為，香港對國際人才已失去吸引力，透過“人才計劃”來港的中國專才可能不會長期留在香港。
根據香港統計處8月15日公佈的最新臨時人口數字，直到今年年中，香港約有753萬人口，與去年年底比較上升0.1%。從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共有三萬多人移出香港，但同時有4.4萬“單程證”持有人移入香港，導致香港有1.38萬人“淨移入”。
單程證下每天150大陸人移居香港
“單程證”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是中國公安部相關部門發給香港或澳門親屬的中國居民前往港澳定居的證件，但香港政府卻不能擁有自身對單程證申請者的核准權。目前每日有150名中國大陸人透過“單程證”移居香港。
然而一些擁有專業技能的大陸人選擇到香港卻是另有目的。
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和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爆發移民潮，專業人才流失問題日益嚴重。其後港府為了鼓勵以中國大陸年輕人為主的人才到香港就業、定居，啟動了“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並優化和擴大現有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年近40的許秋霞（化名）本是湖南長沙一名記者，約10年前透過港府的“優才計劃”移居香港後，在一份親北京報紙的編採部門任職。
許秋霞透過通訊應用程式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她說，當年下決心移居香港是為了改善收入，開拓眼界，更重要是嚮往自由、民主。她先後目擊了雨傘運動和反送中示威。妨礙自己在親北京媒體工作，許秋霞沒有直接參與連串社會運動。當時她有一心願：早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取得選民資格，可以投票支持自己心儀的民主黨人士，晉身立法會。她在訪談中甚至形容，這是她留在香港最主要的動力。
2021年3月，也就是許秋霞終於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不久，中國全國人大透過關於完善香港社會制度的決定，確保“愛國者治港”。這對許秋霞來說是一大打擊。她說，來香港之前，自己對於“東方之珠”充滿了憧憬，卻沒想到，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人之際，香港卻變得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
來港多年，許秋霞學會了粵語，也一度考慮要從親北京報社轉職到香港主流媒體，但隨著《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非建制派媒體先後停運，許秋霞說，除非將來有機會到外國生活，否則大有可能會終身留在現在的報社。
根據港府發言人的說法，受惠各項吸引人才和輸入勞工措施，今年上半年有不少人從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移入香港，使年中人口較去年年底有所增加。港府今年4月公佈的數據顯示，多年來累計共有約11萬人經由各種人才引進計劃來到香港。其中“高才通”人才在香港主要從事管理及專業工作，收入中位數約五萬港元，更有人收入高達20萬港元或以上。港府說，除了經濟貢獻之外，“高才通”計劃人才及其配偶普遍較為年輕，加上他們也會帶同年幼的子女定居香港，政府認為，他們可為香港勞動力增添生力軍，也對香港人口結構帶來正面影響。
盛傳北京“留港不留人”
香港部份輿論一直對“單程證”和各種人才引進計劃持保留態度。早在主權歸還中國後不到10年，就已傳出消息，北京要以“中國精英”取代本土香港人。其後中國官媒提出了「新香港人」這個名詞，甚至開始流傳“留港不留人”的說法。
2020年5月，即反送中運動後翌年，被視為親北京媒體的《東方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聲稱“就算全港有兩百萬人支持反對派，這些人若不認同一國，就應該扶老攜幼移民他去，'好行夾不送（走好兼不送），無謂（不要）留在香港搞風搞雨'。”
鐘劍華說：“客觀事實是，過去數年，香港跑掉了最少20萬人。這還不包括到外國留學，希望透過『救生艇』計畫在當地留下的人士。近期移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是並沒有停止。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確存在著急速的人口‘換血’過程。我不排除‘留港不留人’是中共某些決策者或官員心底裡會想到的方案。中共無法阻止香港人離開香港，於是促使港府加快吸納大陸人，希望沖淡（降低）香港土生土長或長期居港的港人所佔比重。這是客觀的效果。 ”
香港統計處去年推算，到2046年，香港人口會增加至819萬，並承認，大陸新移民和港府推出的多項人才和勞工計劃成為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根據自由亞洲電台推算，從1997年到2046年，香港人口成長為186萬人，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移民。 “單程證”來港人數累積約203萬人，連同以各類人才輸入計劃來港的多達60萬人。保守估計，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半世紀後，香港每三到四人當中就有一個是來自大陸的“新香港人”。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近年來香港政治環境和發展方向的改變，包括面向“一帶一路”和跟大灣區進一步整合，並不為許多土生土長的新生代所接受，導致越來越多年輕人持續離開香港。走的這撥人對香港的影響反映在潛在的生產力、消費能力等，對香港中長期的發展影響較大，透過各種計劃引入到香港的大陸專才並不見得能補充缺口。
許楨說：“‘高才通’也好，'優才'也好，'專才'也好，投資移民計劃也好，你也說不准他們拿了這些簽證是否要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因為即使是在2019年的社會亂局，或者2020年疫情之前，香港就已經有很多這種'專才'、'優才'，但實際上他們完成整個計劃的比例不算特別高，或者完成計劃後，他們留在香港生根不算很普遍。（至於）用大學教育去吸引中國大陸或海外的人員，但實際上在香港完成學業，不管是本科還是碩士、博士畢業，要麽大部份回到中國大陸，要麽小部份去了歐美國家，留在香港的大概是10%到20%不等。”
許楨認為，香港對中國大陸專才和國際人才的吸引力下降與近年來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有關。
許楨說：“對他們來講，香港的吸引力就是香港的國際性，就是香港跟西方尤其是英美的聯繫。在其他方面，譬如生活熟悉的程度，各方面的性價比，中國大陸他們更習慣，不見得他們要留在香港。跟阿拉伯做生意，跟東南亞做生意，這方面香港就不見得有很大優勢。如果我是中國大陸的專才，我為什麼不去新加坡呢？如果你是要跟阿拉伯世界的能源工業合作的話，中國大陸尤其是北京的機會一定會多很多。香港的去國際化和去西化不只為保留原有人才帶來難度，倒過來說，要搶人才或吸引人才，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人才，你的吸引力其實也是下降的。 ”
外界憂新移民衝擊香港本土價值文化
隨著“新香港人”佔人口比例持續上升，部分輿論關注香港社會會否因此趨向大陸化，未來的香港會否由“新香港人”主導。持悲觀態度的人認為，香港獨特的本土價值和文化正受到衝擊，從語言就可以看到端倪。
港府人口普查對比2011年和2021年，發現“慣用交談語言”是廣州話的五歲以上人口比例下跌，相反，習慣講普通話的人口比例則上升。由於新移民學齡兒童不斷增加，港府在2008年推行“普教中”計劃，讓更多香港本地生配合大陸生學習普通話。香港教育當局曾多次重申，“學生在掌握繁體字後，也應該具備認讀簡體字的能力”，甚至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近年來香港不少政府部門及公共設施都增設簡體字及國語服務。完善選舉制度下的立法會也產生了多位操普通話的議員。
香港學者鍾劍華說，這些現象部分與客觀因素有關，但港府也責無旁貸。
鐘劍華說：“過往'單程證'來港人士年紀較小，不少是港人在中國大陸的子女或配偶。他們在新的環境融入當地主流文化難度較低。可是最近十多年，以'單程證'移居香港的人士年紀越來越大。香港，就算不學香港的語言，某種程度上也能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香港中文大學的許楨則認為，所謂“香港社會大陸化”是一個“偽命題”。他說，香港本地的原居民、原住民從來只佔人口大概10%到20%，其他全是移民跟移民的後代。直到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前夕，香港的華人大部份都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只是在2010年前後，本地出生華人的數目才超越大陸出生人口的數量。
許楨說，所謂“香港本土文化和價值觀”很難界定。香港人尤其是中生代、新生代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堅持是具有普遍性、感染力的。港人不能失去自信。
許楨說：“所謂的香港原有文化和價值觀，誰去定義呢？廣州話不是香港本土的語言。香港本土的語言是東莞話、客家話。我自己就是客家人。沒有人會懷疑邵逸夫、倪匡、金庸、王家衛是香港人，但基本上他們身上所代表的都是非常典型的江浙滬文化上，其實中國大陸的新生代和香港的新生代的差距，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差別並不是很大的。以“本土文化”作為標籤、圖騰。長遠來看，香港文化多元、開放、西化的特色代表著中國人的希望、未來。”
許楨說：“既然希望是在這一邊，光明是在這一邊，沒有必要因為過去一兩年，我們在政改，在很多問題上的挫折，就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我們代表著未來。大陸最終會香港化。”
她說，剛到香港時，她所認識的港人朋友都非常關心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發展，並且勇於透過各種管道發表政見，與她在親北京媒體具有大陸背景的同事，形成強烈對比。但隨著《港版國安法》實施，民主派銷聲匿跡，許秋霞自己和她的港人朋友對政治已失去興趣。她感受到香港逐漸從“多元社會”過渡到只有“一把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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