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緊張應對新冠疫情的時候，中國卻利用這場危機美化自己的國際形象。最新調查報告顯示，新冠疫情開始後，中國試圖操控外國媒體，使這些國家在報導時對中國更友好。
這份由國際記者聯盟在5月12日發布的報告對新冠大流行開始後中國在全球媒體的傳播程度進行了調查，調查對像是50個國家和地區的54個記者工會。
這份題為《COVID-19故事：揭開中國全球策略的面具》報告發現，有76%的受調查國家和地區認為中國的影響力明顯存在其媒體生態系統中，這個比例比去年增長了12 %。56%的受調查國家和地區反映，它們對中國的報導自疫情爆發以來轉趨正面。如果以1到10為量表，1代表最負面的報導，10代表最正面的報導，歐洲地區對中國的報導最正面，為6.3；北美則是報導中國最負面的地區，為3.5。
國際記者聯盟副秘書長迪爾（Jeremy Dear）對美國之音說，過去一年來，中國當局成功地利用新冠病毒的報導，在部分國家塑造一個更為正面的形象。
在對媒體的影響方面，報告說，中國對當地媒體提供支持和培訓，以換取積極報導。其手段包括贊助各國記者到中國旅行丶簽訂內容共享協議丶以及增加對出版平台的控制權。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任職的媒體與中國機構簽訂諒解備忘錄（MOUs）。不過部分受訪者表示，其任職媒體與中國簽訂媒體合作MOU的談判因為疫情導致的旅遊禁令而停滯。
中國還利用對自己有利、被扭曲的事實來沖淡和掩蓋對其不利的新聞報導。報告稱，“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國家表示，中國駐該國的大使或使館會評論當地媒體的報導內容。”
一位意大利記者在受訪時說：“隨著新冠大流行開始蔓延，北京利用其環球媒體基建，在全國性媒體散播對中國的正面論述，同時動用散播虛假信息等更新穎的策略。”
有超過80%的受訪國家和地區對虛假信息表示擔憂。
在對國家的影響方面，報告指出，中國把對外宣傳工作和“疫苗外交”結合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項目中，以換取受惠國在國際上對中國的支持和讚揚。
一些專家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在全世界的形像美化工程並不是新鮮事。
瑪利亞·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是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副教授，她專門研究非民主國家的傳媒和政治。她在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說：“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努力樹立其積極形象，以增強其全球聲譽和吸引力。其中一些是針對西方的敘述，但有些更多的是講述中國的故事。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從2000年代初就開始了。”
美國學者、前五角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Dan Garrett）告訴美國之音，北京當前的外宣活動目的是要詆毀西方媒體，把西方媒體描述為有偏見的、種族主義和反華的。
“一方面，每當危機發生時，一個政府就會動用整個媒體機構，以及國家安全情報機構來應對危機。因此，新冠疫情對於中國來說，既是一場危機，也是一個機會，利用新冠外交、疫苗外交、防護服外交以及與新冠大流行相關的其他類型外交來提升其形象。另一方面。因為北京也認為，這是一場與美國和西方的輿論戰，涉及誰該為這場大流行的起源、疫情的蔓延和加劇負責。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新冠危機，一場全球危機，是推崇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優於西方民主、普世價值和自由制度等製度的契機。因此，中國有一個龐大的全球媒體機構，長期以來已經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現在，很自然的，一旦發生危機，他們就試圖激活它來幫助其形象，並在其他地方散播他們的意見。 ”蓋瑞特說。
不過，並不是所有專家都認為這樣的宣傳攻勢取得了成效。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委員會東南亞研究員約書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說：
“我認為中國是全球言論自由整體惡化的一個因素。我認為在中國國內肯定存在著巨大的惡化，外國記者被驅逐，幾乎所有類型的獨立媒體遭到鎮壓。中國在向一些國家出口互聯網控制模式方面可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包括一些東南亞和其它可能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另一個是中國接管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許多中文媒體，這些渠道在壓制言論自由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想中國官方媒體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其實我認為在這一點上，除了新華社以外，中國官方媒體並不是非常有效，但是未來他們可能會變得更加有效，給正確的信息傳播攪混水。”
報告指出，中國官媒在一些國家受到了抵制。美國對包括新華社在內的5家中國媒體的記者簽證設置上限。今年二月，英國吊銷了CGTN廣播執照。隨後，德國也停播了CGTN。澳大利亞的公共廣播機構SBS也因接到投訴而叫停了CGTN的日播節目。
作為對各國一系列動作的回應，北京試圖限制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境內，外國記者被拒籤或被驅逐出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1日在北京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說：“世界本來就是豐富和多元的，在媒體領域，不應只有CNN和BBC，各國都應該有自己的聲音。”
科蘭茲克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說：“如果有些聲音不是自由獨立的，或者媒體積極傳播虛假信息，我認為這不會有利於新聞和更好的新聞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