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政府逐步落實北京為香港選舉敲定的細節。在民主進程面臨大倒退，民主派參政空間大幅縮小的同時，有分析認為，最終成為贏家的未必是當地的商界領袖或者親北京政界人士。觀察人士根據中共過往的軌跡，認為土生土長的香港精英日後會被邊緣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後有望晉身治港班子。
商界精英前途堪憂
香港行政會議本週二（4月13日）通過有關修改選舉制度條例草案。負責推選行政長官及選出四十名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增至1500人，選委會五個界別大量加入“愛國愛港團體”席位，譬如第三界別新增“基層社團”和“同鄉社團”，其中同鄉社團包括廣東、福建等中國省市社團。第四界別增設“內地港人團體”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別則有110席是全國性團體香港代表，包括全國青聯，全國婦聯等團體。
香港的地產商以往被認為足以左右特首選舉結果。有輿論認為，隨著“選委會”大量加入可由中聯辦直接控制的組別，北京日後將沒有與香港商界結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就扔”來形容北京對香港商界精英的態度。
中共行事有跡可循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時評人陶傑認為，這種假設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軌跡。陶傑說：“1950年到1954年劉少奇對上海工商資本界喊話，叫他們留下來為新民主主義，為新中國作出貢獻。他甚至說，我們共產黨不介意你留在新中國剝削工人，你們的剝削是有功的。到了1957年，知識界的精英被邀請對共產黨執政的種種不滿發表意見，（當時）很多知識界（人士）就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很大的弊病，卻不知道自己進入了險境，被引蛇出洞”。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商界對於“一國兩制”充滿期盼，陶傑記憶猶新。
陶傑說：“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三十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那時候比較相信鄧小平或者鄧小平的繼承人，有上海作風的這個叫江澤民，結果頭十幾年，中國的市場經濟資本與香港的民族資本精英，非常能打成一片。”
馬雲如此 何況你呢？
陶傑說，時移勢易，現在就連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等也無法獲得中共信任，更何況這些香港土生土長的精英。
陶傑說：“最近幾年我們看來，即使在中國大陸民間企業家都沒有受到很友善的對待，像馬雲、王健林、馬化騰這些，他們沒有反對中國，也沒有涉及任何顛覆政權的活動，但是可能他們太有錢，也由於中國現在這個制度，在體制上三十年來都沒有進一步的改革，如果是美國的石油大亨哈默到今天的（'臉書'創辦人）扎克伯格，他們能夠在美國比較完善的法治和稅收制度下，他們能夠享受（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之一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陶傑眼裡，香港的親北京精英集團分為數大陣營，包括地產集團、外資財團、本地中小企，也有共產黨在香港培養的組織，包括民建聯和工聯會。
陶傑說：“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主動提交引渡法（逃犯條例），觸發一百萬人，兩百萬人的示威。在這場示威背後，也許中國領導接到了香港左派的小報告，後面有香港的財團在參與，而即使沒有參與，但也沒有反對。林鄭月娥施政的無知、粗暴、誤判使香港一國兩制崩壞提早發生，而且加速。 ”
親北京陣營恐被邊緣化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的看法與陶傑不謀而合。近日裴敏欣在“日經英文新聞網站”撰寫文章，他說，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國安法”時沒有徵詢香港政府高層意見；而修改香港選舉法的過程，更把整個香港親北京陣營派排除在門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況將陸續有來。
陶傑認為，香港商界領袖被邊緣化並不是空穴來風，從近日基層組織的言論可以看到端倪。他說：“新的選舉制度很明顯又把香港的工商界和地產界利益代表分薄了，邊緣化了。最重要是一些跡象讓香港的精英不安。中國調動了工聯會在內的香港的基層組織，口頭批鬥香港的財團，說香港的房地產是'癌症'，等於在性質上已經把香港若干財團定為敵對關係。香港的精英也不是傻的。他們知道什麼叫慢火煎魚或者溫水煮青蛙。”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碩對美國之音表示，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直接，估計日後會任用忠誠度更高的中國國內精英作為治港班子主要成員。
鄭宇碩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經歷了很多中間派人士，很多民主派人士，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們了，五六五七年更有反右派運動等等，他們成為鬥爭對象了。”
中共不信任統戰對象
鄭宇碩相信，香港親北京陣營根本從未獲得北京真正信任。他說：“中共本身對執政班子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紀律性和忠誠度。外圍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謂統戰過來嘛。翻翻舊賬，現在頂尖的人其實也是港英當局當年栽培的對象，只不過在回歸關頭他們離開港英陣營，跑到親中共的陣營，忠誠度其實也很值得懷疑。”
鄭宇碩表示，親北京陣營中的大資本家也不是聽話的一群，具體表現包括拿外國護照，把資產轉移到外國等等。這類所謂的‘走資’行為也是中共紀律所不容許的。
由旅居美國香港人組成的“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羅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香港資金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僅是資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過於依賴地產的香港企業要“表忠”則比以前更困難。
羅先生說：“以往（'忠誠'的定義）可能是讓香港人到大陸去開廠做生意，把外商帶進去，這也是香港最擅長的。但到了2021年這已不足夠，你必須幫忙'引進'技術，即使這些技術不是你自己的。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很多價值都由中聯辦重新釐定。商界也有微言，覺得這是行不通的，他們體會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兩三年前所想像的有很大出入。”
羅先生認為，香港親北京陣營面臨被邊緣化與領導層青黃不接有關。他說：“親北京陣營年輕一輩當中沒有一個突出的，就連一個名字也說不出來。既然中央提供了那麼多資源和時間，出來的效果卻是這樣。中央自然會有B計劃。”
精英們何去何從？
面對未來，這些支持中共政權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該何去何從呢？學者鄭宇碩認為，其中一個選擇是參考香港巨富李嘉誠，把資金分散投資在全球各地。
鄭宇碩說：“要是他們有這個本領像李嘉誠一樣，在基建、石油、甚至高科技、通訊打開局面當然更好，要是不行，那起碼在外國搞房地產，他們也應該有一定的能力，不過你要是這樣走資的話，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更加下降了。”
時評人陶傑則認為，選擇留在香港的精英們必鬚麵對現實。他說：“如果要留下來只能跟香港的中資或者紅色資本暫時合作，但是他們的持份額會越來越'淡'。第一是避免個人的批鬥，第二是避免個人企業財團被批，第三是避免香港整個本地財團階級被批鬥，肉在砧板上，要嘛你不喜歡你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