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政府採取措施彌補巨大的預算缺口並應對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他們正在追討數十年來企業和個人的欠稅。
美聯社(AP)星期四(8月8日)報告說，十多家中國上市公司表示，他們被追繳了數百萬美元的欠稅，這是政府為修復因房地產市場低迷而遭受重創的地方財政而採取的新舉措，房地產市場低迷打擊了土地租賃權的銷售，而這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
在中國共產黨高層官員最近召開了三中全會之後，新出台的政策呼籲拓展地方稅源，並表示應“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並“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
地方政府債務估計高達11兆美元，其中包括「表外」或未列入官方估計的地方政府融資實體所欠債務。中共提出的300多項改革包括承諾更好地監控和管理地方債務，這是中國金融體系最大的風險之一。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專家質疑共產黨將如何徹底履行改善稅制和更好地平衡政府收入控制的承諾。
獨立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羅根•賴特(Logan Wright)說：“他們沒有努力解決現有的地方債務問題，也沒有解決財政能力受到的約束。改變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享和支出責任是值得注意的，但他們以前也承諾過這一點。”
政府慌忙倒查拖欠已久的稅款，顯示了問題的迫切性。
中國維維食品飲料公司(VV Food & Beverage)6月份報告稱，該公司收到了30年前的8500萬元人民幣(1200萬美元)的稅款賬單。總部位於中國西部的藏格礦業(Zangge Mining)表示，該公司收到了兩張追溯到20年前的稅款帳單，總額為6.68億元人民幣(9,200萬美元)。
地方政府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因為中央政府控制著大部分稅收收入，只向地方政府分配了有限的資金，而這些地方政府支付了約80%的支出，如工資、社會服務以及對道路、學校等基礎建設的投資。
隨著經濟放緩以及COVID疫情期間“新冠清零”政策帶來的成本增加，地方政府面臨的壓力也不斷增加。
經濟學家早就警告說，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他們表示，中國必須加強收稅，才能在長期內達到預算平衡。
稅務學者表示，在領導人習近平治下，政府削減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以爭取支持、促進經濟成長和鼓勵投資--這這些措施往往有利於富人。根據大多數估計，只有大約5%的中國人繳納個人所得稅，遠低於許多其他國家。政府統計數據顯示，個人所得稅佔總稅收收入的不到9%，而且中國沒有全面和全國性的房地產稅。
財政部長藍佛安對官方的新華社表示，最新的改革將賦予地方政府更多資源和稅收權力，調整地方政府的稅收留成比例。
“中央政府在支出方面沒有太多責任，因此不會感受到減稅的痛苦，”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又稱卑詩省大學)中國和國際稅收政策教授崔威(Cui Wei)表示。
崔威表示，改革的有效性將取決於如何實施，他對當局是否會落實增加中央政府支出的提議表示懷疑。他說，“這將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人員配備，這是一個‘組織架構’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支出問題。”
“我不會屏住呼吸等待它的很快到來，” 崔威說。
突如其來的繳稅帳單給一些企業造成了沉重打擊，進一步損害了本已搖搖欲墜的商業信心。在當地稅務局要求補繳某些化學品的5億元人民幣(6900萬美元)稅款後，浙江省寧波博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Ningbo Bohui Chemical Technology)暫停了大部分生產。為了應付當局追繳欠稅，該公司正在裁員和減薪。
專家表示，這種徵稅方式很隨意，一段時間內都很寬大，然後又突然嚴厲打擊，這種做法適得其反，在恰恰需要企業進行投資或者招聘員工時，反而阻礙了企業發展。
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Chen Zhiwu)表示：“當企業主感到不安全時，中國的私人投資怎麼會增長呢？經濟放緩是不可避免的。”
國稅局否認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倒查欠稅的行動，因為這可能會暗示過去的執法不嚴。該稅務機關上個月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它“嚴格防範和查處違規徵稅收費行為”。
由於地方政府難以維持收支平衡，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設立由地方稅務局和警方運營的“警稅合成作戰中心”來追討欠稅。美聯社發現，自2019年以來，此類中心已在至少23個省份開設。
個人和公司都成為目標。根據政府通知的審閱，過去幾年，數十名歌手、演員和網路名人因逃稅被罰款數百萬美元。
網路直播名人薇亞於2021年因逃稅被罰款13億元人民幣(2.1億美元)。她道歉並透過支付罰款而免於起訴，但她的社交媒體帳戶被暫停，使她的生意陷入癱瘓。
政府尋求收入的手段並不僅限於稅收。過去幾年，地方政府因對司機和街頭小販處以高額罰款--就像芝加哥或舊金山等城市通過停車罰單賺取數百萬美元——而招致批評。儘管高層領導承諾不再將罰款作為收入來源，但這種做法仍在繼續，上海市民抱怨上海警方使用無人機和交通攝影機抓拍在等紅燈時使用手機的駕駛人。
外部專家和中國政府顧問一致認為，必須解決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但在習近平這位幾十年來最專制的領導人掌權期間，決策變得更加不透明，讓企業和分析師們猜不透，而既得利益集團則反對重大改革。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馬丁·喬澤姆帕(Martin Chorzempa)表示：“他們的流程像隱士一樣地封閉，外界很難知道發生了什麼。”
北京一直不情願拯救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擔心這可能會讓它們依賴紓困。因此，中央政府只會在緊急情況下介入，否則地方政府只能自行解決債務問題。
“中國有句俗話：救急不救窮”，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經濟學家唐遙(Tang Yao)說。 “你不希望他們依賴軟錢。”
經濟學家表示，這次可能需要干預，中央有承擔更多債務的餘地，因為債務佔GDP的比例僅25%左右，這比許多其他主要經濟體要低得多。
同時，根據國家金融暨發展實驗室的數據，非金融實體部門債務規模總額據估計幾乎是中國經濟規模的三倍，而且還在增加。
“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一個巨大的結構性解決方案，而這個解決方案並沒有到來，”榮鼎集團的賴特說。 “這真的沒有辦法繞過去。而且情況越來越糟，而不是越來越好。”
(本文依據了美聯社發自北京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