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場火災燒出了中國民眾對政府過度防控的憤怒，也為最近在台灣出版的一本新書《後中共的中國》提供了中共可能因地方財政而解體的鮮明證據。美國之音專訪了這本新書的作者、台灣“前哨預策”網站創辦人、亞太政經風險預策家笵疇。他表示，“白紙革命”透露了中國人並不都是“順民”，而且也不能長期“吃草”了，但他提醒，一但抗爭出現了“由武警替換警察跟大白”，以及“開出鎮暴槍”這兩個關鍵指標時，就代表形勢出現惡化。
新疆烏魯木齊民宅大火因為過度防疫措施，致使受害者無法及時逃生，救援人員不能迅速救援，而釀成10人死亡、數人受傷的悲劇，讓中國民怨炸鍋，北京、清華等數十所高校的學生紛紛加入這場旨在向中共當局表達強烈不滿和抗議的“白紙革命”。民眾的訴求和抗議口號，也從呼籲當局“停止封控”，到要求“習近平下台”。這被認為是1989年“六四” 天安門事件後，無論從遍及的城市、參與的人員組成，以及規模和人數來講，都是中國最大的抗議浪潮。
本質不同
不過，《後中共的中國》新書作者、在中國經商生活了22年的範疇表示，白紙運動跟六四事件的本質非常不一樣，六四事件80%的動力是來自於對1989年前後中共政治體制的路線之爭，20%來自於生活中的各種壓力；但白紙革命的本質是80%來自於人民基本生活的壓力，20%是對地方政府效能的不滿，所以講得俗一點，白紙革命是跟全中國人民的吃喝拉撒睡有關，包括人民因為疫情封控而失業、中小企業關門，以及學生受教權受到影響等。
笵疇說：“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六四的時候，在當年大家心中還是在爭取一個路線的改變，爭取一個希望，而2022年的白紙革命，基本上是表達一種對生活的絕望，這是兩個本質上的非常的不同。”
他表示，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六四是對中國共產黨權威的挑戰，威脅到的是全黨的存亡，但白紙革命實際上只是對習近平一個人的權威的抗爭，最終是否會演變成對黨的存亡威脅尚不可知。但範疇判斷，在他稱之為“數位保甲法”的嚴密監控和網格化管理之下，群眾的每一場抗爭都會被控制在某一個範圍內，所以“白紙革命的星火會繼續擴散，但可能看不到燎原之勢”。
黃金記憶關回籠子裡
笵疇說，很多中國人的腦子裡還惦記著2000年到2017年的黃金時光，這一段時期即使共產黨的中上層仍舊非常腐敗，但人民各憑本事可以自由地賺大錢。但習近平政權既不給人民政治權力，現在連最基本的工作、教育、生活、旅遊、娛樂等權利都被剝奪，很明顯，習近平是希望用半軍管的模式把人民的黃金記憶“關回到籠子裡面”。
笵疇說：“當年中共在跟美國談判的時候，王岐山對美國說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可以吃草3年，你們美國人可以嗎？我想白紙革命很明顯的證明了一點，中國人現在已經是不能夠吃草吃3年了，我想吃草最多的期限是3個月。”
笵疇說，白紙革命的最大意義在於它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所透露的國家機密就是大家原來（以為）中國都是順民，都不敢抗爭，突然間在一個禮拜之內，全國人民發現了原來抗爭是有用的，抗爭至少地方政府是會讓步的，甚至於中央政府也會讓步的，那麼我覺得這個抗爭的種子已經在全國播出了。”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1月29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應解盡解”，減少因疫情帶給群眾的不便，以及避免“誤傷”，此舉被視為透露出防疫“鬆綁”的信號。
抗爭升級兩指標
白紙革命在中國似乎蔓延得如火如荼，此起彼伏。但中共當局絕不會讓這種運動愈演愈烈，以至於達到難以控制和收拾局面的程度。網上流傳的一些視頻顯示，一些和平的抗議者已經被警察強行帶走。
笵疇說，有兩個觀察指標可以預示著白紙革命是否已經出現事態的惡化。他說：“第一個指標是用武警替換警察跟大白的城市的比例有多少，原來第一步都是大白或者警察出來安撫或者鎮壓，但是如果換上了武警，那就表示事態的性質改變了，這是第一個觀察點。”
他說，第二個觀察點是有沒有開出鎮暴槍，即使不是實彈射擊，但只要開出鎮暴槍的第一槍，就是抗爭形勢升高的指標，代表習近平把示威民眾當作“暴徒”，如同香港當年“反送中”的情況一樣。至於開了槍以後會如何，現階段還不能過度推斷，得看群眾的反應才能評斷。
在《後中共的中國》這本書裡，不同於許多學者專家從政治面論述中國崩潰論，或是從道德面解讀邪惡政權必定垮台，笵疇是從經濟面、並且是從中國的地方財政切入，因為他認為，中共是一個以權力骨架支撐的政權，指標就是它的財政收支能力，所以各省市的財政能力可以作為其是否解體的標準。
2022年三月網易報導，2021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共計111,248億元人民幣，財政支出209,862億元，全國財政自給率53.01%，新增財政赤字 98,614億元。中國中央政府網的數據指出，2021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93,936億元，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87,051億元，占92.67%。範疇說，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恆大集團，房地產垮了，中國財政及經濟就垮了。
沒錢造成解體
笵疇表示，當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的財政弄到80%以上的省份、直轄市和自治區都無法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時候，且狀況持續兩年，就能稱之為“後中共”了。
他說，這本新書在今年七月截稿的時候，還有上海市、廣州市和廣東省三個地方的財政收支達到平衡；在十月份新書上市的時候，中國全國地方財政均為負數。
笵疇說，當下，中共沒錢了，公務員減薪，各地成立“降薪辦”，老師重新回到1980、90年代的“白條時代”（薪水發不出來給欠條），深圳公司出現“降薪競爭上崗”（員工自己開薪水數目，低者留任），數千萬大學生失業，爛尾樓遍地開花，連“大白”都上街遊行討薪了。他說：“當各地連公安的工資都發不出來的時候，就可以明確代表中共已經進入開始財政解體了！”
笵疇表示，白紙革命最大的民怨是清零封城，並且強迫民眾天天做核酸，核酸從一開始的免費，變成有些地方要收費，一次從3塊人民幣到12塊錢不等。從財政角度來看白紙革命，代表已經失去最重要的土地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連小小的核酸收入都要緊緊握在手中，反映出地方財政已經進入了“後中共的中國”的財政狀況。
笵疇說，地方財政的短缺會造成各種公共服務相繼減少或者消失，中國60%的人口都已經城鎮化，需要有市場化的供銷機制、交通系統、醫療系統與教育系統來支撐人民的生活，一但公共服務短缺，可能連民眾的吃喝都成問題，將會製造更多的民怨，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中共解體後的各種想像
笵疇表示，後中共的中國充滿各種可能，“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一定存在，那時候的中國含義也可能與今日的中國不同。
他表示，中共解體後的可能模樣，第一種是它不做任何改變，任由政府機器停擺如殭屍化般的存在，但這個結果是等著“被大幅改變”。
第二種變局是小幅改變，指的是更改中國共產黨名號，以及黨內出台領導制度，至少學習越南共產黨實施超額選舉，雖然這個過程會有很多選舉舞弊、賄選買票等亂象發生，但這是必經的過程。
笵疇說，不要以為中國共產黨改名是天方夜譚，他在2012年北京中央黨校的一場座談會上，就親見會中關於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討論。會後，該爭辯內容形成了文件在冊。
笵疇說，另一種是中等改變，保留今天中共政體的大部分框架修正留用，但將其功能實質化，例如國務院變成實質的行政機構，人大變成實質的立法機構，司法院變成獨立機構，形成權力制衡機制的雛型。
笵疇指出，最後一種是由不得中共決定的天翻地覆的大幅改變，包括各式分裂的多塊論、邦聯制、聯邦制、共同富裕國協、新加坡的“開明專制”、“一夕回到大清國解體前”的“聯省自治”，或以經濟區、城市共同利益體為主體的“漢莎同盟”等。
此外，笵疇還提出一個“紅色網絡模式”。
紅色網絡模式
笵疇說，中國雖然是一黨專政，但實質上是由大約500個權貴家族與集團形成的統治網，即使中共解體，這些權貴家族也不會消失，他們會繼續發揮地方上的力量。無論是紅二代、三代，軍二代、三代，還是企二代、三代，在一場失控“被大幅改變”的局面下都不會缺席，國際間也不會允許他們缺席，因為他們各有實質的地盤，即使是破碎的權力也能多少保障各國在現今中國那片土地上的既有利益。
範疇說：“中國這塊肉很肥，是非常肥的，各國都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你後中共的中國，誰都想來以合法、非法、直接、間接的方式來參與，講得好聽一點叫做參與，講得不好聽一點叫做來分肉。”
笵疇說，對於“後中共的中國”的“大幅改變”，雖然許多人敢於想像一個分裂成幾塊的中國，但都不敢或是不願想像一個“西方列強＋日本”實質介入“後中共秩序”規劃的場景，這對很多人或許是情感上痛苦的禁區，但卻不排除其可能性，哪怕是發生戰爭之後。
笵疇還說，在接下來兩週，大家還是會看到白紙革命各種無窮創意的民間抗議行為，中國有一句名言，叫做“謠言往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所以接下來幾週傳出的各種謠言，其實可以將其中相當一部分視作中國即將發生某些事情的預言。
（以上為笵疇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