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6月18日，中國總理李強開啟他任內的首次外訪，此行目標國是德法兩國。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強和溫家寶，時間都要晚。後兩者的首訪分別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許這並不說明什麼，但也許是某種歷史的象徵：李強做總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幾個前任的“意氣風發”來，似乎顯得異常的“低調”。
李強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沒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發一則推文：李強做總理一個半月了，感覺他像個隱身人一樣，好像沒有他這個總理的存在。得到許多人的呼應，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李強的曝光率還是很高的。這裡需要解釋一下，我謂李強表現得像個“隱身人”，並非意指他的公開曝光率不多。事實上，從上任到現在，他的公開活動還是很頻繁，這些活動大致可分四類：主持國務院會議，會見外賓和企業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動。然而，這些活動沒給人們留下什麼印象，人們不記得他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麼活動。官媒也是淡化處理，他的活動很少出現在黨媒頭版，即使放在頭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覺是這個人和這些活動都不重要，沒有可關注的價值。
從中國官場“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規律看，李強這個新總理不說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沒放，其政策沒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整個開局看起來很沉悶，沒有顯示李克強十年前企圖表現出的一番新作為和“新氣象”。
李克強至少有兩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強接掌中南海北院後，輿論以“習李體制”稱之，還單獨給他造了一個詞“李克強經濟學”，來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領導下的國務院的新角色。李確實想大干一番。這兩個詞直到兩年後才慢慢從輿論中淡出。也許正是李克強的這個企圖和雄心，讓習過早警覺他。雖然在此後七、八年內，李克強不得不屈服於習，他的聲音淹沒於後者無處不在的喧囂，但是，他畢竟有過兩年的出彩，即使在習大權獨攬下，仍然頑強地想表現自己的存在，他的兩句帶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標籤話——“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直到謝幕才退出中國的政治語言。
溫家寶、朱鎔基和上級平分秋色
溫家寶和朱鎔基這兩位總理就更不要講，他們在位時，基本和上級胡錦濤和江澤民平分秋色。朱被輿論讚譽為“經濟沙皇”，他還在做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時，實際就已主掌中國的經濟，中南海北院對南院（黨中央所在地）的獨立性大大強化。溫成為總理後，由於他政治上的相對開明，也獲得民間更多關注和好評，另外，由於胡錦濤的弱勢，國務院的獨立性沒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預。那時輿論以“胡溫新政”稱之。
然而，李強完全沒有他們的“好運”，這無關其能力，而是“時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時代。我說的“巨人”，不是取“歷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從權力的含義來講的。由於他前面有一個“個子非常高，塊頭非常大”的傢伙，以致李強看起來完全隱藏在他的陰影中。此“巨人”即是習近平。
習當政10年，從總書記到核心，從核心到人民領袖，其地位和領導力被當局神化，寫入黨章條文，成為近1億中共黨員必須遵守的義務，不可妄議，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強本人的總理職位，都取決於習的個人好惡。這種權勢下，他的弱勢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勢地位比人們預料的還要來得弱。
李強碰上了習近平“巨人”
鑑於他是習親選的總理，過去曾是習的大秘，兩人類似師徒關係，習對他的信任應該沒有問題，而當前又是當局全力抓經濟的時候，我過去曾認為，如果習要給中國社會和國際一個良好預期，最好是將經濟社會管理大權交給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樣，做一個“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慮對這個黨和國家發展的宏觀問題上，不要去抓具體事務，以恢復被疫情以及過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傷害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活力，這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分工。這樣的話，習理當將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交給李。此舉無疑會對企業家和外資信心的複蘇，帶來一個強烈的正面信號。
可是，習依舊霸占這些權力小組和委員會的“一把手”職位，即使對親信也不肯放手，這反映了習對權力的極其貪婪和不安，他大概擔心一旦放手其權力基礎會慢慢地遭到侵蝕，導致大權旁落。在習的此種權勢欲的支配下，任何一個“明智”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李強當然也要收斂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話，不敢有太多政策發揮的空間，必須表現出忠心耿耿，中規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領導下的國務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為一個執行習近平和黨中央旨意的辦事機構，大事小事要向南院匯報，臣服於南院，不能讓外界看起來中南海有兩個權力“中心”，有關這方面聯想的一丁點跡像都不能出現，做到完全讓習放心。
李強自我約束，難有創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開的幾次會議上，李強對國務院的定位重新進行了調整，大幅度修改了《國務院工作規則》。在3月14日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上，他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系統學習掌握習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又指出，本屆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貫徹好、落實好，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當好執行者、行動派、實干家，全面準確領會黨中央戰略意圖，不折不扣落實黨中央各項要求，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地見效；在6月9日國務院第二次專題學習中，他再次強調，國務院踐行“兩個維護”的集中體現，是把國務院執行者、行動派、實干家的角色定位踐行好，為此要進一步強化對標對錶意識，努力使各項政策和舉措，更加符合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要求。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與2018年的舊版相比，則言必稱習，全面“習化”。
在這種政治上的自我約束下，李強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創新和開拓精神的，最多是在習劃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補補的事情。這也是中國經濟上半年表現得不如預期的根源。經過三年的嚴厲封控，外界一度預期中國經濟會有一個報復性反彈，但這個景像沒有出現，根本的還是沒有改變市場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預期，從而激發人們投資未來的信心。
習本可以藉著新政府的全面重組，賦予李強和他的新政府較大的自主權和政策調整空間，來改變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然而，對權力的自私、貪婪和恐懼以及政治上的肅殺扼殺了這點，李強為保自身政治安全，決不敢冒險提出自己的創見和主張，只能像個小學徒跟著師傅亦步亦趨，“隱身”在習的陰影中。前不久的習李同框視察雄安，用極具象徵性的鏡頭語言，記錄了這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