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這是習近平2013年3月對人民解放軍提出的強軍目標，此後，它像銘牌一樣成為解放軍的宣傳標配。近日，中國的一名脫口秀演員李昊石在演出時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稱讚野狗的生存和戰鬥能力，被指“侮辱”解放軍。此事引發的輿論風暴以及官方對李昊石的立案調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額處罰，可以看作中國輿論場轉向和社會政治文化惡質化的一起標誌性事件。
每個社會和國家都有一些所謂不能觸碰的禁忌或“政治正確”，比如美國，種族問題是不能輕易碰的，公眾人物和公職人員如果對種族問題發表了在社會看來不“不正確”的言論，一般後果會很嚴重。然而，即便像美國這樣講究“政治正確”的國家，如果某人冒犯了某個族裔或群體，至少公權力是審慎介入的，更不會看到動用司法機構。可在中國，這是家常便飯。
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快速惡化
過去中國曾發生多起私下或公開的對中共領袖的“不當”評價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畢福劍，飯桌上的言論被人放到網上流傳，被其所供職的央視除名；後者如羅昌平，微博上的言論被檢舉遭公安傳喚，後被判刑7個月。相對這些案件，李昊石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輿論討伐和官方處罰要嚴重得多。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第一時間出來批判，解放軍表態痛批，公安機關對李立案調查，文化管理部門對演出公司處以1300多萬元的頂額罰款並無限期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後會不會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機關調查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這個架勢，卻是近年來處理同類事情最大的。這背後反映的當然是中國最近幾年輿論生態和社會政治文化的快速惡化。
“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在官方話語體系裡是對解放軍的“褒揚”，但在李昊石的脫口秀節目中，結合上下文語境看，他用這八個字來來形容野狗，其實也是褒義。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他說這句話並非要在觀眾面前譏諷解放軍。當然，“野狗”在中國民眾看來確實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戰鬥力比擬解放軍，即使出於褒義，人們可能也不喜歡。假如他當時把“野狗”換成“獵犬”，估計就不會惹來現在的麻煩。這跟前面提到的畢福劍或羅昌平可能還是有些不一樣。這也說明，該脫口秀演員充其量作了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本身並無惡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歡這點，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著官方興師問罪，置人於死地。
中國人說話的安全邊界何在?
而今這般大動作，原因在於，此“不當”比喻涉及的對像是人民解放軍。雖然解放軍是個抽象的詞，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里，它就像個具體的人一樣，神聖不可冒犯。解放軍被中共塑造成保家衛國，護衛國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這個社會“最可愛的人”，但凡有艱難險阻的地方和時刻，都有解放軍的身影。這樣的人民軍隊，豈能和一般人厭惡的“野狗”形象掛鉤？哪怕他說這話沒有惡意。公眾對解放軍形成的這種認知和投射的這種情感，進而起來要維護解放軍的形象，放大此事的所謂社會“危害”，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經過黨國多年的洗腦教育，習近平已經成功地把大眾的思想扭轉到他要的方向。
換言之，李昊石事件提出了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兩個尖銳問題：（1）人民解放軍是否可以被譏諷冒犯，進一步，中國人說話的安全邊界在哪裡，黨國的政治禁忌可以隨意擴大到它不喜歡被人議論的對象和領域嗎？ （2）習近平已用一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將中國民眾改造成黨國利益的維護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起黨國箝制言論自由的幫兇，今後的言說空間會越來越逼仄。
先說第一點。在江胡時代，雖然官方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忌語，但範圍非常有限，比如，不能在文章或講話中公開挑戰中共的統治，不能醜化中共領導人等，儘管如此，在私下和半公開場合，隨意批評中共和詬病領導人的現像比比皆是，言說者不用擔心由此會惹來麻煩，像是李昊石的這個玩笑在那時根本不算什麼；但在習近平時代，政治忌語的範圍急劇擴大，不但把不得妄議中央特別是習近平作為黨的政治紀律，舉凡西方政治制度和當下敏感問題的用詞都劃入政治忌語，不能公開批評或鼓吹，即使私下表達，也要非常小心，因為一旦流傳出，人身安全就難以保證。
解放軍神聖不可冒犯？
再看第二點。在李昊石事件中，公眾對他的不依不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官方對它採取嚴厲的處置態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此事的人只是在表達一種不適感受，可未料一下炸開了鍋，激起公眾“義憤”，將這個玩笑上綱上線，提到“侮辱”解放軍的高度，認為即便是“無意”冒犯，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是底線問題，諷刺解放軍，醜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輝形象，就是在幫著美國和西方掏空中國的“鋼鐵長城”，破壞社會，反映了李昊石的“三觀”不正，在認知和基本立場上出了問題。網絡和社交媒體關於此事的大量留言，表達的都是這類意思，強烈呼籲和要求官方懲處李昊石和笑果公司，甚至要求判李昊石徒刑，為官方的處罰進行辯護。雖然網絡和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人表達對李昊石的支持，反對官方這樣處理，但其人數和聲勢遠比不上前者。
胡錫進在這個事情上遭受“討伐”和變色最好不過地說明中國當下打著愛國旗號的左翼民粹的亢奮。胡在事情曝出初期，發微博表示他認為人民解放軍的榮譽並未因李的這個“不恰當”玩笑而受到挑戰，希望公眾給李和笑果公司一個反省並且真正做出改進的機會，不至於下一個永久封殺涉事演員的結論。胡是中國輿論場被看作官方立場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這個貌似“公允”的騎牆態度遭到很多網民批評，指責他耍滑頭，立場不堅定。在這股“民意”的洪流面前，胡在官方查處笑果公司及個人後，表態堅決支持這一查處，認為李觸犯了底線，文旅局的查處決定和公眾的猛烈聲討給這些人再次敲響嚴厲的警鐘：觸底線必將付出沉重代價，又被譏為“今天的胡錫進反對昨天的胡錫進”，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見，在這種極度亢奮的民意壓力下，是沒有溫和理智的立場和表達空間存在的，要么向左，要么向右；要么做“愛國賊”，要么做“恨國黨”。而中國目前在黨國的輿論操縱和洗腦下，主流民意選擇了向左，成為“愛國賊”。疫情三年清零所導致的民眾對當局的怨恨情緒特別是去年11月白紙運動年輕人走向街頭的勇敢舉動，曾一度讓外界對中國的未來懷有某種期待，覺得民眾開始從過往的愚昧狀態醒來，但現在看來，有些過於樂觀，覺醒者只是中國社會的少部分，多數民眾被鎖定在黨國的話語體系，這才是該事件讓人真正擔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