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9日 半夜12點多，48歲的深圳市民蘇平被一陣敲門聲驚動。來的是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警察告訴蘇平，有人舉報他發表了“不當言論”。
蘇平隨即被警車帶到了派出所，並在警方的要求下填寫了一份保證書，保證自己今後“不再發表不當言論，不再做引起社會恐慌的事情”。
蘇平告訴美國之音，警方口中的“不當言論”指的是他2月7日在悼念李文亮醫生，並呼籲中國政府兌現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的公開信上簽名。蘇平說，因為是半夜，他不想讓家人擔心，不得不簽下了“保證書”。
武漢疫情的八位“吹哨人”之一李文亮醫生2月6日的離世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了中國民眾的罕見憤怒，包括所謂“體制內”的人們。
中國微信瘋傳轉自稱為是人民日報上海分社弘冰社長的悼文說：“我們憤怒於你的預警被當成謠言……。現在，因為不信你的“哨聲”，你的國家停擺，你的心臟停跳……還要怎樣慘重的代價，才能讓你和你們的哨聲嘹亮，洞徹東方。”
數百萬人在網上紀念他，批評政府將維穩置於公眾健康之上。李文亮因為在微信朋友提醒自己的朋友和同學注意新冠病毒，先是遭到警方訓誡，後來自己也染上新冠病毒離世。李文亮的遺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更是一次次的被引用。
李文亮去世後不久，至少有兩個團體公開倡議：將李文亮心跳停止的2月6日訂為“全民真話日”或“國家言論自由日” ，並要求政府保障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信息公開”。蘇平就是在其中的一份公開信上簽字的。
中國《憲法》第二章第35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請願者再遭“訓誡”
蘇平說，他之所以在公開信上簽名是因為：“這次的瘟疫對中國的影響挺大的。它後面的形勢與我們整個社會的信息公開制度是有關係的。我們整個的信息公開做得不好，所以才會導致後面有這麼嚴重的事情。所以，我感覺這個倡議還蠻好的。”
他說，為這樣“高層次”的事情站出來，他算是第一次，雖然他平時也會因為社區的公益發聲。他直言自己簽名後有一點害怕，因為這有可能會打破他的“歲月靜好”。他生活的不錯，與朋友一起擁有兩家金融公司。
但是，他說：“總歸是要有人站出來吧。要不然我們這個現象就會永遠不會改變了。再有一個，如果大家都不站出來，整個（局勢）就是越來越差了。”
蘇平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因為寫公開信被警告的。在公開信上的另一為簽名人告訴美國之音，他先後接到自己所在省份六個市的國保人員給他的電話，警告他不要參與這一類的簽名。他解釋說，因為在公開信中只是留下了自己所在的省份，國保人員很是費了一些力氣找到了他。
這個簽名人特別要求美國之音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為他擔心接受采訪會招致國保人員的再度關注，從而讓家人擔驚受怕。
他告訴美國之音，自己簽名是出於“良知”，因為“言論自由很重要，沒有言論自由真的是會死人的”。他說，即便簽名不太可能改變政府的做派，但“至少會對他們形成某種壓力。”
根據維權網的消息，截止2月16日，也是簽名截止的日子，他和蘇平簽署的那份公開信共有665人簽名。
王宇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最早一批被逮捕的中國維權律師。她也在同一份公開信上簽名了。她告訴美國之音，由於中國政府近年，特別是最近一兩年對人權的打壓：有人因為聯名簽署被逮捕，被警告；有人丟工作，被停業，所以，用聯名簽署為某個公共事件呼籲的方式在中國已經很少了，她自己也很少在聯名信上簽名了。她說，這次簽名對自己來說算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她說：“因為這次的這種關係到人的生死存亡、與生命生存的權利聯繫起來， 很多人還是在積極的發聲，在行動，即使是害怕。” 王宇在公開信上簽名後，隨即遭到了北京司法局的警告。
聯繫自己以前的經歷，王宇強調說，自己並非是一個 “革命者”，只是希望按照律師的職業道德和倫理做一個好律師而已。就像李文亮醫生，他也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英雄，他只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提醒自己的朋友而已。
“小心翼翼的良知和勇敢”、“最微弱的呼聲”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用“小心翼翼的勇敢和良知”來形容李醫生的行為。她在一篇題為“為銘記這一刻，我們能做些什麼？”紀念文章中說，這次的全民悲憤大概是因為大家李文亮醫生的身上，看到了作為普通人的自己和普通人的命運。
她寫道說：“我們平時畏懼強權，擔心說真話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包括單位的處分、同事的排斥與警察的上門。為了不影響個人的前途與家庭的安寧，我們謹小慎微地保持沉默，不斷地退卻，直到退無可退。與此同時，我們又希望自己能夠保留一點小心翼翼的良知與勇敢，以便在危機時刻，利用僅存的良知與勇敢，來守護家人與親友。”
然而，她隨即寫道，李醫生的死亡讓她明白，這是“一個連小心翼翼的良知與勇敢都不允許保留的社會。”勞東燕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文章很快被刪帖。
陳破空是政治評論家，也是八九民運的領袖之一，他告訴美國之音，他認為，中國民眾這次的呼籲只是在底線上最微弱的呼聲。
他說： “這次民間對言論自由的呼籲可以說是最低程度的呼籲，是在'六四'之後三十年政治高壓之後，人們非常膽怯、膽小，在底線上的一個微弱的呼聲。 ”
陳破空說，這與1989年的那場民主運動是無法比擬的。他說，1989年時，民眾呼籲民主、自由、法治、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是全方位的要求建立一個民主社會。
陳破空解釋說，公權人物和公權力對憲法造成了破壞，中國民眾只是呼籲對憲法權利進行保障。他說，這也算是中國老百姓被逼到生死存亡線上被逼迫發出的最後的呼聲，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心態。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於華也在公開信上簽了名。她告訴美國之音，雖然民眾在這次事件中感到了憤怒，其實，能發聲和站出來的還是少數。
她告訴美國之音，以自己的同事和朋友為例，疫情不再讓他們覺得“歲月靜好”。但是，她說：“大多數人多少是明白的，但是，從你明白到能夠發出聲音到行動，還是比較少。多數人還是恐懼，不太敢說，是這種情況。”
“網格化”監控，無法凝聚成團結的反抗力量
維權律師王宇認為，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以及網格化監控，特別時疫情時期的“封閉式”管理，使得民眾無法像1989年那樣，自發或是有組織的走上街頭，前去抗議，要求民主自由和信息公開。
她說：“民眾雖然突破了這種心理狀態，但是關鍵問題是，你看各種攝像頭、還有社區管控，這種網格式管控，尤其是現在疫情嚴重的階段。你不要說去遊行，我現在去買菜都難，出入社區需要通行證。……”
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公司（IDC）2019年的一份報告預測，2022年中國安裝的視頻監視攝像頭將高達27.6億個，平均每個中國人被兩個鏡頭監控。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中國許多城市的居民生活區都實施了封閉式管理，出入小區需要通行證或“外出證明卡”。
王宇說，面對這樣的國家機器，她不贊成老百姓走出去抗議。她說：“我也不贊成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它的這種現代化武器。我認為，現在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我比較贊成張千帆教授他們所追求的非暴力吧。沒有必要去硬碰硬，而且你也碰不過它。”
政治評論人士陳破空說，對中共當局來說，瘟疫時期的封閉式管理， 一方面可以封鎖病毒，另一方面可以防範民變。他說：“共產黨在全國封城、封省、不准居民下樓有兩個涵義，表面上是封住了病毒，不讓瘟疫蔓延，另一層含義是防止民變， 防止民眾的憤怒凝聚起來。對中共來說，是一舉兩得。”
他認為，正是這樣的隔離和封閉式的管理，中國民眾“無法凝成團結的反抗力量”，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治理上的失職。
卸責地方、控制敘事以平息民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助理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民眾不會走上街頭，還因為共產黨政府對輿情的強大控制。
他說：“我私下以為共產黨會因為這件事面臨更多的政治衝擊，但是，他們非常擅長控制輿論和抗議。我不認為這會引發一場政治改變。……不是所有人都會得出這場疫情與共產黨的威權治理有關這樣的結論。”
楚克斯解釋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善於管控危機，非常善於保護自己的一個政黨。它所作的一切都是在防止社會動盪”。他說，西方總是傾向認為，只要再來一場危機，共產黨就會崩潰，但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溫州高鐵相撞、薩斯等本應該究責政府官員的危機事件顯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還沒到來。
“切爾諾貝利時刻”指的是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蘇共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這可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楚克斯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雜誌撰文說，危機時，中國政府將會使出卸責地方、過度行動、控制敘事等手段來平息民怨，並維繫高層領導人廉潔勝任的形象。
楚克斯說，中國的管理體係是分散化的維權體系。制定和實施某種政策的責任通過各級政府被分散。在危機爆發時，這樣的體制很容易讓他們找到替罪羊。在這次事件中，武漢和湖北的官員被撤換據時很好的體現。 2月13日，中共官方突然宣布：上海市長應勇接替蔣超良出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出任武漢市委書記。
楚克斯說，控制敘事是共產黨在危機爆發時採取了另一個有效手段。所有的危機都會被共產黨內化成一場“搏鬥”，需要所有中國人聯合起來，共同解決問題，發展國家和振興國家。
在中國的媒體上，有關武漢疫情的報導大多是圍繞“眾志成城抗擊疫情”來展開的：勇敢的醫護人員、建社方艙醫院的中國速度、配合抗疫，主動在家隔離的民眾、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在這次的疫情中，還出現了一個“敵人”，即“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的美國”。
與此同時，任何提供相反敘事的人都被禁聲或被管控。用視頻記錄武漢疫情，暴露了武漢醫院的惡劣狀況的中國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繼續失踪。呼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台的中國維權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法學博士許志永被逮捕。
另外，在網絡空間，從2020年2月1日起，大量微信用戶賬號被短期或永久地封禁。清華大學的郭於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王軍濤是被中國政府指控為操縱八九民運的“黑手”之一。他把中共控制敘事的手段歸結為“洗腦”。他說，因為這樣的“洗腦”行動，習近平的地位並不會因這次疫情而動搖。
他說：“你知道為什麼還有人唱國歌？還有人在方艙裡跳大媽舞？ 你千萬不要低估共產黨的洗腦技術。只要還沒有病到沒人救他的（地步），只要習近平說是武漢市長干的，他馬上就會接受習近平的敘事。他會說，幸虧習近平後來識破了他（武漢市長）。 我們家有兩個人被周先旺（武漢市長）給害了，後來習主席把我們救了回來。”
生活將照舊，歷史還會重演
劉紹華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員，是台灣知名的人類學家。他認為，武漢疫情之後，生活會如常。疫情會像中共統治以來所經歷的所有疫情（麻風防疫、艾滋到薩斯（SARS）一樣被遺忘，而百姓並非沒有責任。
他說，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眾的反應只是重複多年來的歷史。他在“說給倖存者聽—'面子'治理下中國反复付出的防疫代價”一文中說：“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恐慌比傳染病蔓延的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 一切又會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生活狀態中，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劉紹華把這一再重演的歷史歸結於民族主義或是愛國主義的“面子”。他解釋說：“也就是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是選擇性榮耀，都因為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 以致眾人主動或是被動為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他說，面子、主體性或是意識形態的主導者自然是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愛國愛面子的民眾。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有可能被黨內問責
不過，中國著名的異議人士魏京生的看法不同。他認為，由於這次的瘟疫觸及到民眾的底線，事關生命安全、生死存亡，等疫情平穩後，中國民眾終究會向政府問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