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7月13日將出席在雅加達舉行的東盟（ASEAN）外長會議。專家認為，日本藉由與東盟的互信關係，建立G7民主陣營和東盟的合作橋樑，但沒有任何大國能完全拉攏東盟選邊站。
利用交流50週年活動為G7拉攏東盟
今年是日本與東盟啟動交流50週年，雙方12月將在東京召開特別首腦會議併計劃把雙方的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
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7月中旬將造訪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出席東盟相關外長會議，力爭與東盟各國攜手製約中國。
東盟與中國在2021年、與美國在去年分別升級了關係。本月日本與東盟的外長會議，是為年底日本與東盟升級關係的會議成功而推進做準備工作。
林芳正7月13日將出席日本與東盟外長會議，與東盟確認在安全保障、經濟和海洋領域的合作，並於當日出席東盟與日中韓（東盟+3）外長會議;7月14日計劃參加東亞峰會（EAS）外長會議、以及包括美中等區域外國家的東盟地區論壇（ARF）。
日本是本屆七國集團（G7）的輪值主席國。在此前的7月6日，日本法務大臣齋藤健等G7司法部長與東盟各國司法部長在東京舉行特別對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開幕式，致辭稱“感到成為東盟與G7的橋樑是我國的使命。期待（此次對話）成為旨在進一步合作的新出發點。”
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勳表示，“全球南方”的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對於俄羅斯、中國為主的威權主義陣營，以及G7等民主主義陣營，都保持一定的距離。有鑑於中國在東亞地區造成的安全、外交、經濟等威脅愈來愈大，日本必然利用日本與東盟啟動交流50週年的機會，為G7和東盟拉近關係。
他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利用和東盟友好合作50週年之際，7月初在東京召開G7和東盟的法務大臣會議，讓雙方司法首長首次面對面對話，7月中旬外務大臣出席雅加達的東盟外長峰會，作為年底在東京正式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的推進工作。日本挑起責任，搭起東盟和G7的橋樑，藉此機會強化民主陣營和東盟合作。”
蔡錫勳說，日本與東盟之間有長達數十多年的合作關係，是東盟最信任的國家，最適合作為西方民主陣營與東盟之間的橋樑。他認為，日本將藉由今年與東盟的各種會議機會，就國際性議題深化討論，宣傳G7陣營的立場和舉措，促使東盟對中國的態度略為調整。
在個別國家的耕耘方面，蔡錫勳認為現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構再現，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又是列強的主戰場。他指出，越南國民用雙腳支持日本的“全面戰略夥伴”，前往日本的越南留學生和勞動者大幅增加便是具體成果; 日本天皇皇后兩陛下於6月17日至23日正式訪問印度尼西亞，以最高規格促進兩國友好親善關係，這些是繼承安倍路線的特徵。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惠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經濟合作依然是日本拉攏東盟國家的主力。她指出，日本區域發展策略之一，是協助區域國家創建社會經濟基礎設施，日本與東盟在《2025年東盟夥伴關係總體規劃》與《高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係》的基礎上合作有了交集。
黃惠華說:“岸田內閣新政策重視經濟安全戰略，經濟安全是日本確保經濟及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優勢。日本與東盟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可以確保彼此作用。但是相反的，日本策略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形成競爭關係。”
黃惠華認為，基於不結盟原則及權力平衡的考慮，東盟希望能夠引進各國投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但是並不想把重點放在大國之間的競爭上，因此會偏重於基礎設施建設軟實力的競爭，避開戰略安全夥伴或者軍事安全硬實力等敏感度較高的競爭。她指出，東盟國家對於各國投資、提供融資敞開雙手歡迎，而對日本來說，經濟軟實力最能提升其在東盟、在國際的影響力。
以法制和武器輸出支持東盟自保
日媒《共同社》7月1日報導，林芳正7月中旬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時將考慮到中國問題，就力爭構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尋求理解，並且希望與和中國關係深厚的東盟再次確認海洋合作等，促其向日方靠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古賀慶(Kei Koga)以郵件告訴美國之音，目前為止在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物質經濟支持規模上，日本或是其他西方民主國家都很難與中國競爭，但是日本一直致力於提供製度面的進程經驗，建立與東盟的互信關係，例如7月6日在東京召開首次的G7與東盟各國的司法部長對談，就是在向東盟提供法治的完善支持。
另一方面，古賀慶說，日本積極地向東盟提供機艦雷達、防衛裝備，以及國際合作等軟性基礎設施發展的知識，幫助東盟國家建立自我保護的能力，以期減低東南亞受中國等非民主勢力之負面影響。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勳表示，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7月5日
將“防衛裝備移轉的論點整理”交給自公兩黨的政調會長，主張將防衛裝備移轉至其他國家，藉此強化日本和被供應國的關係。
他說:“日本、英國、意大利正在開發新的戰機，將來北約應該會想要購買，或許東盟國家也會想要，這樣可以大幅增加生產，降低單價。若是日本不能輸出，那訂單就會被英國和意大利獨享，日本失去和東盟強化關係的機會。”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惠華表示，日本與許多東盟國家都簽有《防衛裝備品暨技術轉移協議》，並長期以ODA方式向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提供船艦，承諾協助越南加強海岸巡邏隊及網絡戰能力等。
她說:“透過ODA，日本提供東南亞國安全保障、經濟和海洋領域的合作，好處是降低地緣政治衝突的敏感度，是避免直接介入南海(南中國海)衝突的戰略選擇。”
黃惠華認為，日本藉由改善法律制度方面的援助，或者提供巡邏船艇及設備、加強海上執法能力等拉近與東盟的關係，都是建立在印太戰略的基礎上，而這些具體作為也牽制著中國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
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趨下滑
國際商業雜誌“日本福布斯”(Forbes Japan)7月3日刊載一篇專家分析指出，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存在開始萎縮，逐漸被其他國家和國際投資組織取代。
該分析提到，自2015年以來，中國作為該地區最大單一投資者的比例已從25%下降至僅14%。另一方面，日本持續投資，2015年以來累計金額幾乎趕上中國。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勳表示，在疫情之後，觀光產業恢復運作，數量龐大的中國觀光客是一塊大餅，東南亞諸國也很期待，但是中國也面臨著人口減少的課題。
他說:“中國經濟發展軌道類似日本，已經進入中度經濟成長的階段，而且少子高齡化的課題也類似日本。”
蔡錫勳認為，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經歷戰後復興、高度經濟成長、日美貿易摩擦、中度經濟成長、泡沫經濟破滅，被稱為“失去的30年”，而中國正在走入這30年。他說，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優勢將會繼續衰退，影響力就會隨之減弱。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惠華表示，雖然中國與東盟是全面性戰略伴關係，但是中國與一些東盟國家存在著主權爭議，東盟不可能全面靠向中國。她認為，東南亞地區是大國利益競爭的主要舞台之一，而東盟各國的意見也經常相左，日本、中國、美國都不可能讓東盟選邊站，只能盡力保持戰略關係的正常化。
她說:“從中國角度來看，在他們心中理想的圖像比較像是‘多極化世界以及單面化的亞洲’。但是基於不結盟的東盟印太展望政策，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地拉攏東盟國家。所以只要有任何一個國家想要追求‘單極化的亞洲’，看起來都是高難度的戰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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