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國維權律師表示，繼中國當局去年“709”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展開大規模拘捕行動以來，他們的處境日益艱難。但也有人表示，維權律師的處境從來也談不上有多好。有分析認為， 雖然打壓維權律師的作法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社會矛盾並引發更多群體性抗爭事件，但看來中國當局已經下定決心，要用這種方式去消除他們不想聽到的聲音。
2015年7月9日，中國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訪民以及他們這些人士的親屬突然遭到公安機關的大規模逮捕、傳喚和刑事拘留。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到今年“709”一週年之際的統計，過去一年間至少24個省市區的319名律師、律師助理、律師事務所人員、維權人士及家屬被傳喚、約談、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其中9位律師、1名律師助理和13名維權公民仍舊在押。
2016年8月初，周世鋒、勾洪國、翟岩民和胡石根在天津陸續受審。他們在法庭宣判前都承認自己有罪，並表示自己被所謂西方的敵對和反華勢力所利用。在此之前，同樣在“709”中遭到逮捕的中國知名女維權律師王宇不僅在電視上認罪，還對自己曾經從事的事業予以嚴厲指責，指控同事追求名利，聯同境外勢力抹黑政府。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對這些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的審判意味“習近平打壓國內自由主義思想和維權活動的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公開的階段”。
北京當局希望為律師界帶來寒蟬效應。北京的維權律師陳健剛表示，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原本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後維權行動更加舉步維艱。
他說：“我們在709之前能做到的就是和當事人站在一起，告訴他們，有人在關注他們，把他們的冤屈說出來，他們的冤案和迫害是怎麼一步一步過來的。但是709之後，因為發不出聲音來了，因為能發聲的一部分被抓了，一部份不敢說話了，還有一部份是我們已經失去了說話的渠道。微博啊、博客啊、微信啊，能給封掉的都已經封掉了，但現在有些案子仍然需要請律師。當事人也會選擇請律師。”
曾給原知名維權律師浦志強提供辯護的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尚寶軍表示，在他所在的律所，該接的案件還是要接，但他們在辦案時會更加低調，更加小心。
尚寶軍說：“從我們這個角度來說，應該差別不大。甚麼樣的案子我們都是該接還是都接。當然，確實現在形勢比原來要差，環境越來越糟，這是共識。我們也盡可能謹慎吧，不去找麻煩。”
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曾代理過很多被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的高敏感度案件，包括最近的高瑜案、浦志強案，以及六四學運領袖、法輪功學員、异議人士、網絡作家和傳媒記者等案件。
但陳健剛認為，一些維權律師對“709”前後的變化感覺不明顯，並非是當局沒有收緊，而是因為維權律師的從業環境一直很差，從來也沒好過。他說：“不要說709以後，即便是709之前，雖然(維權)律師可以做強有力的抗辯，可以去進行抗爭，但仍然阻擋不住‘刀把子’來作孽。”
陳健剛表示，中國現在對政法系統的定性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黨的‘刀把子’，因此政法系統就是黨、或者說一伙人的武器或兇器。在這樣的體制下，律師能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有總比沒有強。“我覺得現在我們律師對於冤案，拆遷啊、宗教的迫害、信仰的迫害、異議人士的迫害、對民主理念的迫害等等，律師能起到甚麼作用？律師本身在專制國家里起不到甚麼作用。之前也起不到甚麼作用，我們只不過就是說一些話，發一些聲音。僅此而已。”
即使是這樣，中國當局也在採取行動，把這僅存的空間堵死。有人擔心，此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民間與政府的對立，導致更多的社會矛盾。尚寶軍律師說“實際上律師是在法律框架內化解社會矛盾。律師應該是化解矛盾的管道，或者說是通氣孔。如果一個社會向個高壓鍋一樣，連個通氣孔都沒有的話，那是很危險的。”
但在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前中國維權律師滕彪認為，中共當權者的考量是，社會矛盾激化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遠遠比不上維護統治的必要。他說，“當局對這一點並不太在乎。因為無論是對律師還是對訪民或者是法輪功或者是其他的維權人士，它早就決定用最強力的辦法進行鎮壓。它考慮的是如果不對律師進行這種清剿，那民間的維權運動越來越活躍、越來越強，會威脅它的專制統治。”
北京的維權律師陳健剛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說：“從(中共)建政以後到毛太祖死亡，將近說30年的時間也是無惡不作。它不擔心嗎？確實不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