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48週年的日子。一名居住在北京的曾經的紅衛兵呼籲更多的人公開站出來為文革道歉。他說，文革是一個被遺忘的“共同犯罪體系”。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每個人該“道歉反省”，因為這是“喚醒自己人類良知基本的要求”。另有一些人認為，如果推動“文革”的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至今“功力無比”，“歷史重複不是沒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一個被遺忘的“共同犯罪體系”
作為文革結束的時間節點，10月6日可能並不為許多中國人所知。 1976年10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聯合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人，在北京中南海以“隔離審查”的名義將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毛澤東遺孀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以及毛澤東侄子毛遠新等五人抓捕並拘禁。這是史上著名的“粉碎四人幫”事件，亦稱“懷仁堂事變”或“懷仁堂政變”。
隔天凌晨，華國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擴大會議上被推舉擔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結束了毛澤東於1966年5月發動的長達10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革結束近半世紀後，當年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握手的紅衛兵、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也作為一個文革的符號性人物，於9月16日在美國紐約去世。
曾經的老紅衛兵，在文革中失手殺人的王冀豫對當下的年輕人對文革歷史知之甚少感到很遺憾。 「“為甚麼不知道啊？你想過沒有，你問過沒有啊？為甚麼你們不知道啊，因為你們在一個有選擇的教育情況下，有選擇遺忘的政治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甚麼叫有選擇呢？ 就是執政者認為你應該知道甚麼，你不應該知道甚麼，是由他們來決定的。”
中國目前沒有正式的紀念十年文革浩劫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唯一的一座建於廣東省汕頭市、由汕頭市前副市長彭啟安等人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曾於2005年落成開放，並於每年8月8日舉行公祭文革亡魂活動。該文革博物館在2016年“文革”五十週年之際遭到當地政府整修改用，現已名存實亡。
在文革48週年之際，網路媒體也鮮見有人提起這個紀念日。一位名為「趙大夫話室」的部落客在海外華人綜合資訊和社群入口網站“倍可親”(BackChin.com)的部落格專欄發表了一篇圖文並茂的文章，題為“48年前的懷仁堂事變，緣何民眾狂歡？”
一位叫“SAGFS”的網民評論道：“那四個文人被抓後，基本大意都是異口同聲：凡事我們都聽毛主席指示辦事去執行的，事實也確實如此。那個湖南農民至今不敢動，他才是元兇無疑。”
王冀豫向美國之音這樣總結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甚麼？是一個各自表忠心的時代。我叫它共同犯罪體系。甚麼叫共同犯罪體係呢？就是每個人都在喊著他老人家萬壽無疆，每個人都在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向他表忠心。”
王冀豫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公開承認自己失手殺人並道歉的人。過往的歷史對他來說真的是“活生生的血腥的教訓”。
1967年8月5日，在一場北京糧校的武鬥中，16歲的王冀豫和一群紅衛兵被另一群開著卡車、整齊的喊著口號的“作戰人員”圍堵在一條死胡同里。陷於絕境的王冀豫和同夥們發瘋般的突圍，混戰中他腦袋上挨了一個穿著藍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磚頭。他抄起一根棍子追了上去，給了對方頭一棍子。血一下子濺了出來，混亂中這個也姓王的同齡人被送去了醫院。
逃離武鬥現場的王冀豫旋即聽說武鬥中死了人。慌亂的他跑到醫院的時候，那個腦袋挨了自己棍子的王姓青年還在出血，嘴巴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很快就失去了生命。成了殺人犯的王冀豫幾個月後在海南被捕，被轉押北京後，很快就被釋放出獄。
1976年10月7日，文革結束的第二天。王冀豫形容為“中國人民二次解放的日子”。他回憶當天的情形說：“人民湧上街頭，無不懷著這樣一個心態：我們解放了，我們終於走出了低落。…我們一大群人就一起騎著自行車在濟南大街上喊著解放啦！周圍的市民看著我們都招手。”
公開道歉
2010年，王冀豫在當時尚屬自由派陣地的歷史月刊《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背負殺人的罪責”的文章，公開承認自己曾經在文革中犯下的命罪。
多年來，王冀豫始終對自己的罪過直言不諱。他在訪談中對美國之音說：“我們這個民族的浩劫呀，很多都是不理性衝動和打人，拿生命不當東西，拿生命不當玩意兒，就是人性泯滅吧。人性泯滅最典型的就是打人和殺人。”
道歉，在他看來是犯下罪行的人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 “用革命來掩飾我們的一切罪惡，從不會罵人到會罵人，罵起人來朗朗上口。那你說我們成甚麼了？不就一群畜生嗎，對吧？所以說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以後，我們每個人都該有道歉反省，喚醒自己人類良知的基本需求，或者說基本的要求，這才是對的。”
然而，為文革公開道歉的人，在王冀豫看來還是太少太少。在談到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死亡時，他也不解為何直接肇事人至今尚未公開道歉。“我也不解，我就認為她們沒有背離這個共犯體系，她們想默默的去咬著牙走向死亡。我覺得特沒意思。反正我認賬，我幹的壞事我認，我覺得我認了我一身輕鬆。”
自從2010年公開承認自己失手殺人之後，王冀豫接受了許多包括《鳳凰衛視》之內的媒體採訪，從不諱言自己的罪行。 “我們這代人活得太失敗了，沒有一個人乾了壞事能站出來。”他感慨地說。
“如果說我們這代人一個認帳的都沒有，那我們這代人不就是他媽的活虧了嗎？沒一個好東西是吧？那我就當一回好東西。所謂的好東西，不是我好，是認帳好。”
王冀豫擔心，如果再也沒有人站出來公開承認的話，隨著當年的紅衛兵邁向晚年，歷史或許就此深埋。
他認為自己的同齡人沒有資格躺平。 “你們沒資格躺平。你們為了下一代你們應該站出來說。說什麼呢？說我曾經有過罪過，我曾經對我的同胞幹過壞事兒。”
他認為這非常有必要。 “讓每個有罪惡的人都知道，有一天你會懺悔的，你會後悔的。我們不是基督徒，可能不能用‘懺悔’這個詞，但是你一定會認賬，會後悔的，會痛苦的。”
文革符號宋彬彬
身為北京大院子弟，出生於1951年的王冀豫和根據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的年輕人一樣，十幾歲便被捲入文革的洪流，並且認識宋彬彬等當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下簡稱‘北師大女附中’)的年輕紅衛兵。
在王冀豫看來，宋彬彬成了文革符號和紅衛兵的代表人物這件事完全由不得她：“不是公平不公平，而是身不由己”。宋彬彬一直被許多人認為是當年導致北師大女中副校長，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去世的直接肇事者。
1980年，宋彬彬留學美國，後來獲得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系地球化學博士學位，並且入籍美國。身為美國科學家的宋彬彬一直被人淡忘，直到2014年她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2014年1月，繼陳毅之子陳小魯2013年因為文革期間行為向中學老師公開道歉之後，宋彬彬也在北師大女附中和“老三屆”的多名學生、老師及家屬的見面會上，宣讀《我的道歉和感謝》，表示自己作為學生會代表負責人之一，沒有阻止1966年對當時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和其他領導的武鬥而導致卞仲耘去世負有責任。
宋彬彬的道歉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些人肯定她的道歉，有些人認為道歉太遲太弱，而卞仲耘愛人王晶垚(2021年去世)則表示在真相沒有大白之前不接受道歉。
王冀豫認為宋彬彬的道歉應該被肯定和尊重。 “她最起碼還主張民主憲政吧，她不主張獨裁吧。她的道歉實際上是對她自己當時行為的道歉。這種道歉是承認我錯了。”
王冀豫也認為1966年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帶上紅衛兵袖章一事，只是個機緣巧合，並非很多人認為的提前預謀：“就是一個突發的事，一個偶然現象。但是由於她給主席帶了袖章，她就成了紅衛兵的一個符號，她就成了'要武'的符號。”
“這個宋彬彬她真倒霉，她是反對打人的一個人，”王冀豫說。 “宋彬彬膽子小，她反對打人，又想制止又不敢。”
北京學者丁刑也認為宋彬彬並不是卞仲耘去世的直接肇事者。曾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的丁刑於2024年9月宋彬彬去世之後，在微信公眾號先後發表“一面之緣宋彬彬”和“三訪王晶垚”，表示宋彬彬其實當年沒有參與毆打卞仲耘，更不是組織者和策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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