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出現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事實上，從共產黨1949年在中國建立政權，到朝鮮戰爭，到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時期期間，“誰丟掉了中國？”一直是美國社會辯論中頻頻出現的話題。 在1952年的總統辯論中，當時，被艾森豪威爾將軍指定擔任副總統競選夥伴的尼克松指責杜魯門總統政府應該為“丟掉了中國”負責。杜魯門的國務卿馬歇爾因參與1945年中國的國共和談在大選時期被指責“親共”。
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兼資深研究員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在談到2012年總統競選中的中國話題時。
卜睿哲說﹕“這不是第一次我們比較嚴厲地指責中國。 我認為1992年更厲害，2000年也有一些，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競選的某一方覺得指責中國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政治上的某種優勢， 批評中國可以暴露對方的弱點。”
中國也出現在1960年美國歷史上總統大選的首度電視辯論中，“如何協防台灣”是當年辯論的一個主題。
當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肯尼迪在辯論中脫口而出了兩個白人世界幾乎沒有人聽過的地理名詞--金門和馬祖，肯尼迪要當時一心想復國的蔣介石放棄這兩個戰略要塞。
肯尼迪說﹕“50年代中期，美國曾幾次試圖勸說蔣介石將部隊撤回台灣。我堅決認為我們應該為福摩薩（台灣）提供保護。這兩個小島距離紅色中國只有五到六英里，但是，距離福摩薩卻一百多英里。我們從來都沒有明確說過，如果金門和馬祖遭到襲擊，我們將協防。我們只是說，如果福摩薩遭到襲擊，我們將提供協防。”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表示不同意。
他說﹕“說到金門和馬祖，問題不是這兩個小島，它們不重要。居住島上的人也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原則。這兩個小島是自由的土地，國民黨擁有它們，我們就不應該強迫我們的國民黨盟友撤軍，把它們交給共產黨。如果這樣我們就會引發連環效應。共產黨要的不是金門和馬祖， 他們要的是整個台灣。”
1960年之後到1988年之前的總統電視辯論沒有涉及中國，當時出現頻繁的一個名字是蘇聯。不過，1980年的競選活動中，里根一直不遺餘力地攻擊與中國建交的卡特總統。他在競選中提到，如果他當選，他將支持重建與台灣的“官方關係”，繼續稱台灣為“中華民國”。中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中國後來再次出現是在1988年的美國總統辯論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老布殊以中國為例，解釋美國為何要對蘇聯在經濟上實施激勵政策。他稱，中國正朝好的方向發展，當時的中國人的民主訴求正愈來愈強。
布殊說﹕“這些協議對我們都有利，正如中國正在開始的一切。 自從我和芭芭拉離開中國後，中國發生的一切令人吃驚，這些都是因為激勵、建立夥伴關係或是其他類似的方式發生的。現在，蘇聯似乎也在走同樣的道路，我們應該鼓勵他們。”
美國總統大選中，對中國的指責最嚴重的一次恐怕是在1992年。
卜睿哲說﹕“1992年，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比爾.克林頓，他和民主黨認為，中國問題是老布殊的軟肋，所以他們非常嚴厲的抨擊他。”
1989年，中國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克林頓稱北京政府為“屠夫”和“劊子手”，並指責當時的老布殊總統“討好北京的暴君”。
克林頓在總統辯論中說：“我會很堅定，我會告訴他們，如果你們想繼續享有最惠國待遇，你們的國企和私營企業在未來都得尊重人權，開放社會，承認那些在廣場上高舉自由女神像的孩子的合法權益。”
克林頓在上台之初，也部分兌現了他的競選諾言，將中國的人權問題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掛鉤。
在 1996年的總統電視辯論中， 中國也是被偶爾提及，克林頓強調如何為美國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時，談到了如何對待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他連任總統後致力於建立中美戰略夥伴關係。
2000年，小布殊在競選中 稱中國是“戰略競爭者”而非克林頓政府所說的“戰略夥伴”，並表示要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貿易政策以及與台灣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但是，在正式的總統電視辯論中，中國只是涉及到全球變暖的問題中出現。
卜睿哲說：“2000年，小布殊認為中國是克林頓和戈爾的軟肋,所以他們要更強硬。有意思的是，在2004年和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中國不是個問題。我想，因為雙方的總統候選人都知道，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很重要，也很複雜。他們認為，（攻擊中國）沒有政治優勢。”
2004年，如何處置伊朗和北韓是總統辯論的議題之一。競選連任的布殊多次提及中國可以幫助解決北韓核問題。
布殊說﹕“我們現在與北韓展開新一輪對話，不僅包括美國，還有中國。 中國對北韓有很多的影響力，在某些方面超過我們。”
作為挑戰者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也認為中國會在北韓問題上與美國合作。
克里說﹕“我們本來可以與金正日進行雙邊會談。我們可以得到這些武器，我們也可以得到中國的支持，因為談判的結果也會讓中國獲利。”
2008年的總統大選辯論中，中國被當成美國的債主以及競爭者被多次提及。2008年，美國深陷金融危機，許多相當大型的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政府接管。大選主要圍繞經濟問題展開，限制政府開支被認為是解決經濟困境的辦法之一。
麥凱恩說﹕“控制開支應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們之所以陷入目前的困境就是因為開支失去了控制，我們欠中國5000萬美元。”
奧巴馬說﹕“我們也面臨挑戰，比如中國。 我們從他們那裡借了數千萬美元，現在他們可能掌握了我們上萬億美元的國債。他們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都很活躍。他們在這些地區的存在與我們的缺席正好形成對照，因為我們將太多的精力都投到了伊拉克。”
奧巴馬在辯論中還提到中國發射宇宙飛船並開始太空行走，美國必須在教育上加強投入，以免美國孩子在數學和科學方面落後於中國。有意思的是，在奧巴馬與麥凱恩的第三場辯論中，在如何減少對外國石油的依存的問題上，奧巴馬順帶談到美國應該對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而這正是他在這次大選中被羅姆尼所指責的地方。
奧巴馬說﹕“就像我們應該對中國操控貨幣的情況採取措施，他們這樣做是的我們的出口很昂貴，而他們的卻很便宜。”
卜睿哲說：“更準確的說法是，在大選中，挑戰者比現任總統更可能利用中國問題。我們的很多選舉通常在挑戰者與現任總統之間進行，有時是副總統，副總統也是現任一方。通常的情況是，現任總統在競選中不會攻擊中國，更多時候，他需要為自己的外交政策辯護。挑戰者提出中國問題的原因就像我剛才所說的，他們會提出很多問題，試圖看看那個更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 無論美國總統候選人在競選中如何承諾要對中國強硬，但是一旦當選， “實用主義”外交政策卻佔了上風。小布殊、克林頓、里根和尼克松都是很好的例子。競選中曾高呼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的小布殊，“9‥11”恐怖襲擊後，他稱中國是“利益相關者”，主張應該繼續與中國交往， 鼓勵其融入國際社會，成為負責任的大國。
我們在前面提到，克林頓上任之初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了強硬措施，在1996年的大選中，克林頓希望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克林頓擔任總統的八年間，美國政府每年都在延續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里根上台後，中美簽署第三個聯合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尼克松更是極具諷刺意味，指責杜魯門將中國丟給了共產黨的尼克松，後來成為訪問紅色中國的第一個美國總統。羅姆尼當選或是奧巴馬連任後，是否會繼續他們在競選中的強硬對華立場，我們將在下集為你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