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易富賢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60條要點，300多項改革舉措，其中之一，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可能是一把鑰匙，將打開中國政治的未知之門。
居民可支配所得是攪動中國政治的無形之手
1949年-1978年，中國是「強政府、弱勢家庭」的法家模式，政府掌握大部分財富，牢牢控制生活的各個層面。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放鬆了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家庭可支配所得佔GDP的比例從 1978 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62%。人民獲得了更多的財富和自由，中國從極權國家轉變為威權國家，與西方民主兼容性提高，美中關係改善。儘管1980年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但由於民眾有了「生產自救」的能力，整個1980年代的生育率還穩定在2.4左右，當時社會充滿活力和民主熱情。
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此後，中國的經濟依然高速增長，並於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但再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2008年以來政治還持續倒退，西方觀察家簡單地將之歸因於中國政府強化了管制。其實根本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國的人口和經濟。
居民可支配所得通常佔GDP的三分之二，以維持居民消費佔GDP的50%-65%，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也是如此。然而，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兒童，降低了總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從而使家庭以較低的收入就能維持生計。於是，居民可收入佔GDP的比例隨著總扶養比的下降而不斷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導致財稅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的財權下降，但事權未變，於是像餓狼一樣，出售土地而導致房地產泡沫，抑製家庭而導致生育率下降。結果，中國居民可支配所得佔GDP的比例下降到2006-2023年的40%-44%，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也從1983年的53%下降到2022年的37%，而美國為68% ，印度為61%，越南為55%。
政治倒退及人口雪崩
儘管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了四十多年，但由於居民收入佔比過低，至今沒有成長出一個能夠制衡政府肆意妄為的中產階級。 2008年居民可支配所得佔GDP的比例低於1978年的佔比，中國回到了「強國、弱小家庭」的法家模式。加上青年佔比在1990年以來就不斷下降，於是自2008 年開始，中國逐步重回極權國家。
類似的教訓在歷史上也有先例。秦國利用法家「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制度特徵統一了中國。但法家的「尚同」導致社會僵化；社會散沙化導致生育意願下降；沉重的賦役降低養育能力，導致「生子輒殺」、人口減少。因此秦朝僅享國十五年乃亡。
漢武帝時期，菁英們進行了大辯論，結論是法家不可持續，唯有儒家能夠滋養人口和文明，於是尊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提倡“大家庭、小政府”，提出“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法家式房屋的連接處是用鐵釘固定，看似堅固，但一旦強風、地震衝擊地基（中央政權），整個房子就轟然倒塌。而儒家式房屋的榫卯結構讓各部件有一定的自由度，剛柔並濟，能消解地震波中的垂直衝擊波，因此能歷經千年而不倒。
北宋王安石推行法家式改革，財稅向中央集中，無孔不入的政府乾預擾亂了“自發秩序”，降低了社會自救能力，當金國攻擊北宋都城時，王朝轟然覆滅。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類似王安石變法，導致居民所得佔GDP的比例過低，一般家庭連一個小孩都養不起。我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指出，生育率從1990年的2.3降至2000年1.22，原因之一是分稅制改革導致中央壓制地方，地方壓製家庭。後面單獨二、全面二、三孩政策也都全部破產，現在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重塑了美國的政治格局
中國的財富過度掌握在政府、企業和投資者手中，這使企業更具競爭力，也讓政府擁有更多的財源用於產業補貼和投資。
國內消費不足使得中國「過剩」了上億勞動力，再加上產業補貼和高投資率，導致產能過剩。幾十年來，中國一直追求貿易順差以消化過剩產能、提供就業。 2001-2018年中國四分之三的順差來自美國，為中國提供了數千萬就業。 2001-2018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僅是向美出口的23%。
如此不平衡的美中貿易讓美國債券市場受益，並讓百姓享受低物價和低通膨，但卻摧毀了美國的製造業，撕裂了社會，加劇了政治分裂。 1971年-2001年，美國在世界製造業出口中的份額穩定在13%，但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份額降至2022年的6%。美國佔世界製造業增加價值的份額也從2001年的25%降至2022年的16%。貿易不平衡和意識形態不相容性提高導致中美關係惡化。
美國「鐵鏽地帶」是中國產能過剩的最大受害者，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D.萬斯（J.D. Vance）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成為暢銷書。 「鐵鏽地帶」的選民在2016年將打著「讓美國再次偉大」大旗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上了總統寶座。為了再次吸引「鐵鏽地帶」的選票，特朗普今年選擇萬斯為副總統候選人。可見，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軌跡，也重塑了美國的政治格局。
二十屆三中全會留下的政治遐想
由於老年人口不斷成長，中國的總扶養比從2012年開始上升，經濟成長也隨之減速，居民收入和消費佔GDP的比例也增加。老化導致的財政收入下降和社會支出增加，使地方政府債台高築。為此，三中全會承諾提高居民可支配所得佔GDP的比例和地方財政佔總財稅的份額。
這些改革有助於緩解中國的產能過剩、平衡美中貿易。它還可以擴大中產階級，從而使中國政治與西方民主更加兼容。但中國不會出現1989年式的民運、台灣式的民主轉型以及今年孟加拉國這樣的政治騷亂，也不會發生蘇聯式的解體，原因有二：
首先，人口結構發生了巨變。 15-29歲的青年是1987年台灣和韓國民主轉型、1989年中國民運、今年孟加拉政治抗議的先鋒。 1987年台、韓的青年佔比高達30%、32%，中位數年齡只有26歲、25歲。今年孟加拉的青年佔比為28%，中位數年齡不到27歲。 1991年蘇聯解體時，俄羅斯的中位年齡不到34歲，65歲以上老人佔10%。而中國的青年佔比已從1989年的31%降至現在的16%，中位數年齡則從25歲升到43歲，並將提高到2035年的50歲、2050年的58歲。 65歲以上老人佔比將從2023年的15%提高到2035年的26%、2050年的36%。
其次，中國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標將難以實現。在日本，由於老化導致經濟放緩和政府支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從1994年的62%下降到2023年的51%。老化的中國幾乎不可能發展出一個強大到可以推動民主轉型的中產階級。
老化導致各類社會矛盾叢生，但老人是經不住「亂」的。即便暫時出現社會動盪，龐大的老人很快就會擁戴一個原體制內的普丁式的強人來收拾殘局。中國當局不要風聲鶴唳，將任何民眾合理的訴求都上升到「政權安全」高度，而應有足夠的政治自信，摒棄法家式的統治，放鬆社會管控，避免人口和文明的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