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找不到100個精神？為什麼只有91個精神？”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針對中共宣傳官員競相挖掘中共“偉大精神“如是問。
3月，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吳德剛告訴媒體，百年中共創造了91種精神，“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到新時代偉大的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都展現了共產黨人的偉大品格。”
2月，習近平發出中共黨史學習教育號召，並明確指出，中共百年歷程中一代代共產黨人“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構築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你講你的精神 我過我的日子
“在我看來，很少有人會認真對待‘91種精神’這種東西，人們不會接受這樣的東西。” 黎安友教授說。 “這是一種用來鼓舞人心的講法，讓你明白我們應該熱烈起來、積極起來。'行了，行了，我積極了、熱烈了，現在我要去購物了，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我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業務'，因此，讓黨去做所有這一切吧。”黎安友認為，“大多數人不會真的相信它，因為那裡面沒有什麼東西，換句話說就是宣傳。”
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共產黨員網”上，闢“中國精神”專頁，列28種精神，從五四精神、紅船精神，到蘇區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到抗戰精神、雷鋒精神、探月精神。
獨立學者高伐林指出，單從表面看，對這些精神的羅列就實在混亂不堪。 “像'五四'明明發生在1919年、中共誕生之前，卻把五四精神生拉硬扯按在中共頭上；像抗戰精神、勞動精神、探月精神，怎麼看也無法說是中共、中國的獨特精神貢獻；有些分明是中共的重大失誤，卻被粉飾美化，例如抗美援朝精神。還有如脫貧攻堅精神，中共自身尤其是毛澤東時代連年政治運動造成嚴重損失、剝奪農民，是造成極端貧困的最重要原因；中共補救自己造成的損失，卻反而拿來炫耀。”
去年8月1日，新華社刊出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陳晉的採訪《百年大黨精神引領力》，羅列了40多種精神，包括了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
“中國現在正進行一場大規模運動來控制對歷史的認識。” 將在7月1日迎來91歲生日的紐約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中國法律專家孔杰榮說。 “如果如實講述中共的歷史，那對習近平而言將是災難性的。他正試圖編織一個新的神話，來淨化中國現代史中的中共黨史。如果你不贊成最偉大學者、政治家、其他學者的觀點，那你就被稱為歷史虛無主義，那你就被指否定歷史。”
蘇區精神是對“求真務實”的血腥踐踏
高伐林說，僅抽查一下《共產黨員網》列舉的全部偉大精神的內涵，不少名不副實，像“蘇區精神”，2011年11月4日，即將接任黨政軍大權的習近平，在紀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定下蘇區精神的內涵：“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爭創一流、無私奉獻”。
“史實告訴我們的正相反，”高伐林說。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到中央紅軍和各地紅軍陸續長征，中共控制的蘇區是民窮財盡，一片殘破，經濟崩潰。 “
“蘇區的實踐，是對“求真務實”的血腥踐踏。”高伐林說。中國已故傑出歷史學家高華在《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列出的血淋淋數字：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已殺害AB團1000餘人；1930年10月到次年1月，紅一方面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 ”
習近平說蘇區精神是“一心為民”，而歷史告訴人們，“蘇區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高伐林說。
高伐林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五十天成立的分裂、傀儡政權，這個“國中之國”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司法、工農檢察、教育等部門，下設18個省、4個直轄縣。
“中央蘇區約300萬人口，而當兵吃糧脫產半脫產人員就達三四十萬人。”高伐林說。 “青壯年被動員參軍，剩下的老弱婦幼農民成為農奴，勞動成果被以革命名義幾乎掠奪殆盡。政府按轄區300萬人規模發行公債300萬元，主要由在鄉農民承擔。買後又搞運動要農民把所購公債無條件退還政府。”高伐林說。
掩蓋罪錯證據是確保黨“偉大”的一貫手段
《共產黨員網》的中國精神專頁上，中共建政後時期入選了“北大荒精神”、“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以及焦裕祿、雷鋒、王杰精神，和勞模、勞動和工匠精神。
“這只是壓制中共執政記錄真相戰略的延續。”英國前外交官、銀行家蓋斯德（Roger Garside）說。 “我知道中共黨史不會真實描寫毛澤東1958年造成的大饑荒”。
蓋斯德當時是在香港與中國邊界上的一名英國士兵，“成千上萬的難民試圖逃離中國大陸進入香港，他們在鐵絲網下和在山谷的邊界上爬行，我與士兵們在觀察，這使我看到了中共統治的一些現實，四千六百萬人過早死亡，你不會從這本黨史中看到這一段，我敢肯定。”
掩蓋犯下罪錯的證據是中共為確保“偉大、光榮、正確”而採取的一貫做法。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墓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就是，1961年，周恩來在知道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官員準備了有關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的統計表後，下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那幾名官員：銷毀了沒有？當聽說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較早提出中共“精神譜系”的是時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陳晉。他在2016年中共建黨95週年時撰文《傳承和弘揚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 “偉大的事業呼喚著偉大的精神，艱苦卓絕的奮鬥必然產生偉大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誌，是在近一個世紀的風雨征程中，領導人民熔鑄鍛造了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精神，” 他寫道。
當時他列出的30來種精神，其中還包括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女排精神、經濟特區拓荒牛精神、新時期創業精神”，但到《共產黨員網》中國精神專頁的28種精神裡，這些改革時期的精神消失了。
這精神、那精神，最後是一場精神病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的高文謙說：“陳晉這個人我認識，花費心思用這麼多形容詞來鋪陳渲染，也真是難為他了。中共的所謂'精神譜系'，就是一個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大雜燴，這是黨文化的一個特徵，什麼事情都要拔到精神的高度。這種大雜燴實際上是中共歷史不斷'烙燒餅'、出爾反爾，為了現實的政治需要而肆意塗抹的歷史寫照。毛在文革時提倡'五不怕精神'、'反潮流精神”、'造反有理精神'，和鄧時代、江胡時代的精神，能一樣的嗎？這精神、那精神，說了半天，最後就是一場精神病。 ”
“毛澤東當年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要為人民服務，奮鬥犧牲救中國，共產黨現在還有一丁點嗎？中共的所作所為恰恰是它的反面，為了維護一黨之私，無所不用其極。這次為了100週年黨慶，官方御用文人編篡出來所謂中共的'精神譜系'，寫得天花亂墜，刻意拔高習近平，投其所好，為一黨壟斷權力的政治需要服務，在歷史上一錢不值，只是一個笑柄。”高文謙補充道。
高文謙曾就職於中共中央文獻室，1989年六四鎮壓後憤而去國，在海外寫出了《晚年周恩來》一書。高文謙說：“在文獻研究這個位子上就要說違心的話，有腦子的人都明白，可還要說一些假大空、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你說精神痛苦不痛苦？”
控制對歷史的書寫權是共產政權都做過的事情。 “這對於共產政權來說並不新鮮。”孔杰榮說。 “許多俄羅斯幽默人士曾拿蘇聯的口號開玩笑說，他們會說：‘主席是偉大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歷史是不確定的’。”
“因此，誰來決定歷史？”孔杰榮問。 “控制當下的是黨，所以，共產黨今天控制著當下，而習近平則控制著黨，他決心要編一部亮麗、乾淨、純潔的中共黨史，一部不得談論許多曾經出現過的非人性的可怕事件的中共歷史。”他自答道。
“中共總結了這麼多精神，卻沒有憲政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神，甚至沒有提到實事求是精神。”獨立學者高伐林說。 “這既符合中共百年走向的歷史實踐，也明確表示了中共在新時代的價值指向。”
“我認為，儘管孩子們被拒絕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但我認為，有些知識還會存在。”英國前外交官蓋斯德說。 “而且有許多人，數百萬人，他們出國接受教育，他們有機會看書，回到中國，他們雖然必須閉上嘴，生活在極權環境中，但是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並不無知， ”蓋斯德表示。
蓋斯德最近出版了一本中共高層發生政變的半虛構新書《中國政變：朝著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他說，在他描述的一場政變中，“圖書館將被打開，檔案將被公開，事實將被告知，公眾的憤怒將會爆炸，像火山爆發一樣，對抗那些長期以來壓制真相的人。 ”
習近平製造思想壟斷 企圖重建毛時代價值觀
獨立法律學者虞平對中國的觀察是，習近平跟他前三代的中國領導人最大不同是，雖然前三代領導人也強調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習近平是要重建中國價值觀的正當性。
“不僅在文件上全面強調、全面總結、全面闡述，而且他通過行政方法，通過對資源控制的方法，通過全面的動員，或說洗腦，他在做這件事情。”虞平說。 “他（習近平）完全製造了一個思想壟斷，這個情況跟文革以前，或者說共產黨前30年非常相似。”
但黎安友對習近平用紅色基因洗腦的最終效果表示懷疑。他說： “是的，所以我認為這種宣傳的更為成功之處在於它使人們忘記某些事情，但它並不能讓人們相信某些事情。”
“如你所說，人們不知道‘六四’、不知道文革、不知道毛做了些什麼，”黎安友說。 “但是，人們是否具體地相信某某精神？大多數民眾並不會太在意那些東西。”
黎安友認為，中共宣傳28個也好，91個也好，“這個精神、那個精神，這總的精神就是愚公移山精神， 就是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老人可以搬山，我們可以以我們的意志克服困難、做任何事情。”
“我想大多數中國公民都領會了這個訊息，那就是我們必須‘跟中央保持一致’”，這就是所謂的‘志願主義’，精神至上。 ”黎安友說。
但是，黎安友認為，中共的這套系統的核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像對待嬰兒一樣對待人們，教給他們這些愚蠢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們又把越來越多的人送去讀大學，越來越多的人去海外——去年特殊，因為大流行——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國際教育，越來越多的人去旅遊，越來越多的人有車、有房、有一個中產階級的生活。”
“中國人很聰明，他們一方面為自己著想，過自己的日子；另一方面，他們感謝這些年黨在習近平領導下取得的成功。”黎安友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