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電影暑期黃金檔期，兩部被視為中共建黨一百週年重點獻禮電影“狙擊手”與“長津湖”即將正面交鋒。兩部片子不僅同樣聚焦抗美援朝，而且分別由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和陳凱歌執導。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在改革開放之初因其鮮明的個人藝術特色而享譽國際的第五代導演，最終都擺脫不了中共所彈奏的主旋律。
第五代導演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五代導演指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一批導演。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徐明瀚向美國之音表示，比起前輩，第五代導演得天獨厚。
徐明瀚說：“早期的第三第四代'國家政策'更鮮明，他們只能拍樣板戲電影。陳凱歌跟張藝謀第五代導演的特點是，他們有文革經驗，掌握了國營片場同時期的資源。1978年正好是改革開放。當時是他們入學的時候，也迎來了商業浪潮的首波。”
1984年由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擔任攝影的“黃土地”被視為第五代電影崛起的標誌。
徐明瀚說：“陳凱歌是導演系。張藝謀是攝影系。這其實蠻關鍵的。因為這涉及到他們自己拍片的風格和特色。陳凱歌會比較重視表演和角色的刻畫。張藝謀本人是攝影背景出身，所以他的導演手法比較偏向美術跟場面，而不是雕琢演員那種，但是你看陳凱歌就很會雕演員。”
“黃土地”展現了黃土高原農民的貧苦生活，落後的婚嫁習俗以及多災的氣候。徐明瀚認為，這部電影的成功並非偶然。
他說：“那部電影著重的不是政治性，其實是呈現住在陝北或黃土高原人民存在的困境。有趣的是，因為當時的攝影師是張藝謀，而張藝謀又是陝西人，所以他超級熟悉黃土高原，當時這部電影有很強大的藝術性。”
改革開放後中國影片走向世界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政亮相信，改革開放的氛圍造就了這部作品成為經典。
李政亮說：“所謂的第五代（導演）都有類似的經歷，就是上山下鄉，他們是在高考重新恢復的那一年考上大學，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開始拍電影。1980年代是中國文化熱的年代，所謂的文化熱就是改革開放，重新跟外界交流的時候。重新打開國門之後，中國跟外界失去交流很久。很多人在追問，'中國'應該怎樣去詮釋。”
數年後，張藝謀本人首部導演作品“紅高粱”引起了更大的轟動。有人形容，這部電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讚揚中華民族激揚昂奮的民族精神。這部作品1988年面世後一鳴驚人，拿下了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柏林影展的大獎“金熊獎”。
李政亮說：“'黃土地'跟'紅高粱'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出現，而且得到比較高的評價，因為這是一個文化熱的時代，文化工作者都站在時代的舞台，賦予他們很高的尊敬。他們在詮釋中國這一塊有很多的發揮。這大概也是中國思想比較活躍，環境比較寬鬆的一個年代。”
用自我的異國情調拍攝中國
除了柏林影展“金熊獎”，張藝謀還兩度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並三度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張藝謀成為第五代導演領軍人物與他的拍攝風格有很大關係，這從他拍攝的“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就可以體現出來。
本身是台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的徐明瀚說：“張藝謀利用他很厲害的攝影跟場景設計來呈現'自我的異國情調'。意思就是說，我明明是中國人，但是我卻把中國打造成西方想看的神秘的面紗，神秘的異國情調。通常是老外拍中國才會有異國情調，但是張藝謀就是用異國情調的方式來拍中國。”
上世紀九十年代， 兩人的事業登上高鋒，“菊豆”、“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奠定了張藝謀大導演的地位。而陳凱歌則憑著“霸王別姬”成為至今唯一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華人導演。值得注意的是，“霸王別姬”集合了大陸和香港的演員，部分資金則來自台灣。學者李政亮表示，這反映了當時的趨勢。
李政亮說：“（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的狀態是，依舊只有國有電影廠可以拍片，但這時候中國電影開始下滑，需要很多社會資金注入去拍片，因此當時中國政府鼓勵一般民間資金投資去拍片。90年代中期的張藝謀跟陳凱歌大概是他們藝術生涯裡最高鋒的時刻。”
影片被指為共產威權服務
2002年，張藝謀執導了首部商業大片“英雄”。這部武俠電影打破了當時的中國票房紀錄，全球票房超過1.7億美元，被形容為開拓了中國大陸電影的大片時代。
李政亮說：“'英雄'就是一個政治寓言。他講的是華人熟知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它的主題在於劍客'無名'和秦王近在咫尺，可以行刺秦王，但最後他聽了秦王的天下大論，大為折服，放棄了刺秦。這故事翻轉了原來華語電影狹隘的定義。'英雄'變成了政權的協力者：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成就秦王的偉業。”
“英雄”也成為了張藝謀最具爭議的作品。
李政亮說：“關於秦王的描述，幾乎沒有華語電影是站在歌頌秦王、極權這樣的角度。張藝謀的'英雄'幾乎對未來共產黨威權的做法，透過影像提供了一個辯護。'英雄'也奠定了張藝謀和中共體制之間比較緊密的關係。”
部分輿論認為，“英雄”是為現政權服務。有人則形容張藝謀是“機會主義者”，總是在中國官方體系打“擦邊球”。
李政亮說：“電影技術而言是非常厲害，特別是它的美術、鏡頭，永遠很漂亮，可是即便到現在，我看了他那麼多電影。我其實不十分清楚他最終的追求是什麼。難怪有人說他是在'擦邊球'、'機會主義'，可能就是他擅於在不同時代的環境裡面往主流靠攏。他總是隨著時代變動，總是能站在主流位置。”
為官方執導奧運開閉幕式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表演獲得空前成功，使作為總導演的張藝謀晉身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最後五強，也進一步鞏固他在中國官方心目中的地位。
台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的徐明瀚則相信，張藝謀當初被北京奧組委委以重任，與他有份打造的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有關。
徐明瀚說：“2008能當(北京奧運)開幕式總導演。我覺得有一點蠻關鍵的是因為2004年的時候，他去做了'印象劉三姐'。每天晚上會燈火四射，在水邊群體的舞蹈，有點像是北韓（朝鮮）（大型團體表演）'阿里郎'那種邏輯。我覺得張藝謀是因為2004年到2008年劉三姐每年固定演出，票房非常好，證明了他有這樣的能力，於是北京奧運開幕式就由他出任總導演。”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在暑期黃金檔期上映的電影當中，最少有兩部與抗美援朝有關，其中包括張藝謀與女兒張末聯合導演的“狙擊手”。
學者李政亮表示，張藝謀除了是票房保證，也符合“主流”的期望。他說：“主旋律電影在中國確實是一個產業。所謂'愛國'是一門生意，主旋律這種題材是可以賺錢的東西。張藝謀可能依舊有他的一套，因為他原本就很擅於處於'主流'的位置，所以在'愛國'大市場裡，他是一個指標。”
繼續為建黨百年效“汗馬之勞”
在暑假檔期與“狙擊手”正面交鋒另一主旋律電影“長津湖”，講述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長津湖戰役中的奮勇事蹟，影片由陳凱歌、香港導演徐克及林超賢聯合執導。
部分影評人認為，陳凱歌的電影聲勢雖然不如其全盛時期那麼輝煌，但是兩年前慶祝中國70週年國慶的主旋律片“我和我的祖國”由他出任總導演，顯示出他依然受到官方的器重。
李政亮說：“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的所謂'中國英雄傾向'。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市場和它的票房基礎。無論如何，第五代導演已一大把年紀，還在為一百年黨慶在拍電影，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宣傳的事情。”
台灣影評人協會的徐明瀚說，陳凱歌在“長津湖”發揮的實際作用還有待觀察。他說：“陳凱歌會發揮怎樣的作用的確蠻有待觀察。他會否只是一個掛名的狀態，還是他會在裡面施展有他個人特色的角度，因為他個人的特色體現在戲曲或者角色的刻畫。如果陳凱歌參與度不深的話，那他為什麼要參與。這我覺得在象徵性，又或者意識形態那種掛名的邏輯有關。”
疫情過後，兩位第五代導演的正面交鋒能否帶動中國的電影票房，使人拭目以待。一位上海影迷向美國之音表示，目前美中關係緊張之際，當局對“狙擊手”與“長津湖”寄予厚望，才會邀請張藝謀與陳凱歌坐鎮。這位上海觀眾說：“這段時間國際局勢非常緊張，美中關係鬧得很僵。當局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影響一部分人，達到宣傳的效果，政治的目的，也來應對當前的國際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