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被中國驅逐，還不如自己走路，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思量。
鮑爾丁是一名美國經濟學者。2009年，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的一紙聘書讓他舉家遷到深圳。
鮑爾丁研究國際貿易，想在海外生活一陣子。但他從沒想過這輩子會來中國。他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原計劃在中國呆上兩三年，沒想到一晃就是九年。
鮑爾丁說，在中國從事學術工作的九年於他意義非凡，自己放佛置身一個經濟、金融、商業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如此巨大，卻又令人震驚地尚未被探索。
在中國期間，鮑爾丁在彭博社、《外交政策》等西方媒體上發表過大量有關中國經濟政策的評論文章，也直言不諱地批評過中國的審查政策。
但是鮑爾丁始終覺得自己是只“菜鳥”。“中國專家”這種詞和他扯不上關係，甚至每當有人在他聽力所及範圍內提到這個詞時，他都會緊張地四下張望，尋找周圍比他傑出的大人物。
鮑爾丁說，他的任何有關中國的所謂專家意見，大都來自於不斷的失敗。
去年11月， 北大滙豐商學院通知他，將不再和他續約。今年3月，院方說，希望在4月1日前斷絕雙方的所有關係。
商學院院長海聞對《華爾街日報》說，解聘鮑爾丁是在評估了他的教學、研究和其它職責後做出的“正常學術決定”。
但是鮑爾丁說，他知道自己被辭退背後那些不能說的原因。
“在共產黨手下工作，你不會不知道其中的風險，”他在一篇博文中寫道。
上個月，鮑爾丁舉家離開中國，告別了這個生活、工作了九年，卻依然讓他時時感到陌生的國度。
日前， 鮑爾丁從加州通過電子郵件接受了美國之音訪問，回首在中國的教學經歷，闡述了他對中國年輕一代和經濟前景的個人看法。
VOA：最近，關注維權律師群體的清華大學新聞系德國留學生穆達偉（David Missal）被迫離開中國。人們通常認為，在中國學習、教授人文學科的外國人更容易惹上麻煩，您卻說：“中國已經到了作為一名教授，即便只是討論經濟、商業和金融市場問題也覺得不安全的地步。” 為什麼得出這樣的結論？
鮑爾丁：即便是經濟和金融也越來越成為敏感和禁忌的話題。 教授、市場參與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合理的方式辯論經濟政策的能力已經被縮減到近乎烏有。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被迫關閉。外國和中國教授惹上麻煩，導致從貶職到解雇等各種問題。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我的通訊手段一直受到監控。基於我看到的周圍的困境，我覺得自己留在中國的風險在迅速增加。
VOA: 在中國執教的九年中，您有機會經歷了政治高層的更迭，請從一位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外國人的角度，比較一下前習近平時代和當下的差異。 中國的學術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鮑爾丁：我在中國的九年中，中國發生了巨變。在我剛開始教書時，學生們會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很多人甚至在“六四”紀念日當天穿黑衫。到了後期，學生們不再提任何問題，課堂上設有學生督察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自己和其他教師以不同的方式被監控。
VOA: 您認為中國和美國的高等教育中最根本的不同點是什麼？
鮑爾丁：在優秀的美國大學，真正的學習從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開始。在中國，由於嚴苛的高考制度，大學更像是一個象徵性的機構。在中國的精英大學中，相比在課業上獲得成功，學生們更在乎實習。中國大學生的創造性、獨立性思維受到極度擠壓，照本宣科和重複成了常規。
VOA：有人說生長在防火長城內的中國年輕一代不關心自由民主、人權等議題。他們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並為國家而自豪。您如何看待中國的年輕一代？您是否有信心他們能讓中國變成更好的國家？
鮑爾丁：年輕一代在成長的過程中被告知：一切都會按照現在的方式永遠增長下去。想在中國出人頭地就要加入共產黨，順著他們的方式。他們不願冒險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權這類事情。他們的確為自己的國家而自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有理由這麼想。但同時，他們又為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感到不安。 我對於他們能讓中國變成更好的國家不抱太多信心，因為他們會重複他們的先輩對待人民和治理社會的模式。他們不會尋求改變這些。中國有很多的追隨者，但沒有領導者。
VOA：作為一位經濟學家，您認為中國將走向何方？瀕臨崩潰？成為世界霸主？為什麼？
我不認為中國的經濟會崩潰，但我的確認為中國經濟存在的張力和挑戰遠遠超乎大多數人的意識。從債務到人口挑戰，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比大多數人願意承認的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