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月下旬起，中國最大城市及金融中心上海成了中國新一波COVID-19疫情的風暴中心。這是自病毒在武漢首次爆發以來最嚴重的一波疫情。
這座擁有2600萬人口的城市現已進入“封城令”下的第四周，居民們被嚴格困在家中，憤怒、沮喪和抵抗的情緒高漲，但社交媒體上接連不斷出現的各種反抗聲都被官方審查機器迅速“404”。
中國政府一貫堅定為其備受爭議的“清零”抗疫政策辯護。該政策下，一旦出現零星病例就立刻實施大規模封鎖和鋪蓋式的數輪核酸檢測。中國官方一再以其COVID-19低死亡病例作為中國抗疫模式優越性的證明。但自疫情開始以來，衛生專家們對中國官方的COVID-19死亡病例數質疑聲不斷。
與此同時，低死亡病例也讓不少對極度嚴厲“清零”舉措感到不滿和沮喪的民眾開始質疑，如果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於普通流感，那為何還要持續強施如此力度的防疫舉措？
自上週起，上海衛生健康委員會首報死亡病例。上週一（4月18日）的疫情通報中，上海衛健委稱，4月17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例——這成為上海這一波疫情中首次報出的死亡病例。當時，上海自3月1日起統計的感染病例已超40萬。
自那之後，每日都有死亡病例被通報，且呈日漸上升趨勢。
4月25日，上海衛健委通報稱4月24日上海本土新增51例死亡病例。這使得這一波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席捲下的官方通報死亡病例總數升至138例。值得注意的是，自對4月18日的統計數據起，上海衛健委每日的疫情通報均表示，死亡病例“死亡的直接原因均為基礎疾病。”
有分析人士稱，在嚴厲“清零”政策造成各種人道主義災難並激發巨大民怨的壓力下，上海官方近日在死亡病例通報上的變化舉動也可能是想讓“清零”措施顯得名正言順。
也有人稱，死亡病例往往滯後於感染病例，上海通報的死亡病例會是逐步上升的態勢。
但無論如何，自上海官方首報零星死亡病例起，衛生專家和世界媒體均對官方數字表示懷疑。他們認為，相比這波疫情下已逾40多萬的感染病例，死亡病例明顯偏低。
對比來看，香港人口不及上海的三分之一。但當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今年1月席捲香港時，香港約118萬感染病例中出現近9000死亡病例。
據《紐約時報》報導，上海感染病例數的升降曲線走勢與香港的十分接近。兩地人口中都有大量老年人口，其中都包括許多沒有完全接種疫苗的老年人。
那上海的數字是怎麼回事？
首先，自這波疫情在上海蔓延以來，中國的社交媒體上陸續有人曝出民間未被官方統計的新冠死亡病例。與此同時，這些社媒內容和當地媒體對此的報導均被快速審查。此外，中國官方此前對新冠死亡病例採取狹義的定義，與世界標準不同。一個被稱為“超額死亡”（excess deaths）的衡量指標（後文對此指標有解釋）也顯示，自疫情首次爆發至今，中國的新冠實際死亡病例很可能遠遠高出官方通報的數字。
3月31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一個上海官方在新冠疫情通報上的重大遺漏——該報稱，“自3月份當地感染人數開始攀升以來，上海市政府尚未報告本市上百家老年護理中心暴發新冠疫情，或出現與新冠有關的死亡病例。”
上海市東海老年護理醫院的幾名替補護工向《華爾街日報》表示，“他們親眼見到或者聽說該醫院最近有幾具屍體被抬走，那里至少有100名患者的新冠檢測為陽性。”
據美聯社報導，財新和澎湃等中國媒體也對這批疑似新冠死亡病例做了詳細報導，但這些媒體的報導均被快速審查。美聯社報導了99歲的盧穆英（音譯，Lu Muying）的死亡病例，她在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後被轉移至上海市政府的一處隔離設施，於4月1日在那裡經搶救無效死亡。
盧的家人告訴美聯社，醫生稱盧的死因是新冠病毒惡化了她原有的心髒病和高血壓。然而，在當時上海市的官方統計中，這還不足以成為新冠死亡病例。
“對新冠陽性患者家屬的採訪，已公開的與一名政府衛生官員的通話錄音，以及（疫情期間）死者家屬彙編的一份互聯網檔案，都引發了有關該市如何統計病例和死亡人數的問題——幾乎可以肯定地導致了明顯的低報，” 美聯社這篇有關上海備受質疑的統計數據的報導中寫道。
事實上，中國並不統計——至少在上海衛健委上週對死亡病例通報作出改變前——因新冠病毒導致或惡化最終致死病因的病例。
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Chen Zhengming）告訴《紐約時報》，中國大陸只統計直接死於新冠病毒所引發肺炎的死亡病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流行病學專家張作風（Zhang Zuofeng）向美聯社作了與陳錚鳴同樣的陳述。
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冬雁（Jin Dongyan）也告訴美聯社：“如果死亡可以歸因於原有基礎疾病，他們就總會這麼報告（死因），而不會將其算作與新冠相關的病例。這是他們多年來的模式。”
但中國的這種統計方法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同。
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衛生當局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國際 COVID-19 死亡原因證明與分類（編碼）指南》。
不同於中國的統計方法，世衛組織規定，由新冠病毒促進最終死亡的病例也要被統計。
《國際 COVID-19 死亡原因證明與分類（編碼）指南》中稱：“對所有因 COVID-19 導致死亡、認為因它導致死亡或者促進死亡的死者，應在其死亡原因醫學證明書上記錄 COVID-19。”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規定，新冠死亡病例統計應包括“新冠肺炎作為根本死因（underlying cause of death）或促成死因（contributing cause of death）的死亡”以及“確診患有或推測患有新冠肺炎的死亡”。
美國疾控中心的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4月16日，美國統計的990,592例新冠死亡病例中，至少有90%的死亡病例的死亡證明上將新冠肺炎列為根本死因。按照美國疾控中心對根本死因的定義，所謂新冠肺炎為根本死因，其意思就是，是由新冠肺炎“引發一系列直接導致死亡的病理性事件”。
“如果按照國際標準來統計的話，（中國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會稍微高一些，” 陳錚鳴對《紐約時報》說。陳與其他學者合作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前三個月，武漢的新冠死亡人數可能比中國官方通報的數字高出16%。
在回應美聯社對上海新冠數據的質疑時，中國最高衛生部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稱，“對中國疫情數據和統計的準確性 的懷疑沒有根據。”
誠然，已有多想研究顯示，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官方新冠肺炎死亡數據似乎都被嚴重低報和低估了。
這是研究人員通過計算“超額死亡率”後得出的結論。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所謂超額死亡率“即特定地點、特定時間段的估計總死亡人數與沒有大流行情況下（非COVID-19情景）的預期死亡人數之間的差額。”
英國新聞周刊《經濟學人》專門就超額死亡率建立一個借助大數據統計的模型，以此大致估測各國和全世界範圍內的超額死亡人數，並大致衡量各國官方統計數字和實際數字可能存在多大偏差。
結果顯示，不同國家之間的統計偏差參差不齊。例如，《經濟學人》的這一統計模型估計，美國將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低估了20%，俄羅斯低估了200%，印度低估了1000%，巴基斯坦低估了2800%。
但與世界大部分國家不同，中國官方不公佈超額死亡數據，《經濟學人》現下似乎也已刪除了對中國超額死亡率的估測。不過，數據統計學家喬治·卡爾霍恩（George Calhoun）在他1月2日發表於《福布斯》雜誌的文章中援引了《經濟學人》的模型，稱中國官方可能將新冠死亡病例數低報了17000%。
卡爾霍恩在文中寫道：“《經濟學人》估計，中國真實的新冠死亡人數不是4636人，而是大約170萬人。”
但也有人認為《經濟學人》的模型存在缺陷，其中包括該模型缺乏來自中國的超額死亡數據等原因。批評人士指出，以建立在其他國家數據基礎上的模型來估測中國的情況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們能從作為病毒發源地的中國獲得類似的（超額死亡）數據，那就好了，”卡爾霍恩在之後於1月11日發表的一篇《福布斯》專欄文章中寫道，“但北京拒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