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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新的研究顯示,中國政府每年向受青睞的國內企業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補貼,而且相對於其經濟規模而言,其補貼率遠遠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
這個新的分析是由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進行的。研究發現,2019年,以直接補貼、低於市場利率的貸款和土地銷售、稅收減免的形式提供的好處和國有投資基金提供的資本的價值至少達到2480億美元,最高可達4070億美元,具體取決於匯率的計算方式。
這一數字相當於201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3%,遠遠高於報告作者調查的其他七個國家的比例。
從巴西、法國、德國、日本、台灣、韓國和美國收集同樣的數據後,這些作者發現,韓國在促進產業政策上的支出佔GDP的比例次之,為0.67%。相比之下,美國將GDP的0.39%用於對私營企業的補貼和其他福利。
“即使使用保守的方法,中國也是一個異類,”報告發現。“它在支持其產業方面的支出遠遠超過研究中的任何其他經濟體。”
根據這些作者的說法,他們對中國支出的估計可能低於北京方面對受青睞企業的實際支出,因為這項研究“排除了無法量化的產業政策工具,那些數據無法獲得或不完整措施也許被低估。因此,中國的產業政策支出總額可能會高得多。”
聚焦貿易做法
該研究由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研究員伊拉里亞·馬佐科(Ilaria Mazzocco)、高級顧問及中國商務和經濟董事項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以及高級副總裁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聯合撰寫。這是對中國在實施產業政策中投入的金融支持程度進行量化的首次嘗試。
該報告的註釋表明,這項研究由於“美國國務院的慷慨資助而成為可能”。
作者說,他們的發現顯示,“有關產業政策支出的更為透明和更為協調的報告至關重要。”他們呼籲各國政府“始終如一地提供更全面、更詳細的數據,說明他們支持本國企業和行業的方式。”
報告沒有呼籲採取具體行動,來解決中國企業和非中國企業在獲得支持方面的不平等。
“在各級治理(從單邊到多邊)和不同級別的約束權力(例如,作為透明度的來源或作為施加懲罰的工具),使用數據來製定政策既有優勢也有劣勢,”作者們寫道。“政策制定者需要確定如何最好地利用這些新信息,同時牢記在應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產業政策時在速度、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間的潛在權衡。”
不過,這份報告可能會讓在全球舞台上與中國競爭的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再次呼籲採取應對措施。
多年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直抱怨,中國政府的支持使得出口商品和服務的中國企業能夠人為地提供低價。這使得他們能夠比沒有補貼的公司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也使得沒有補貼的公司很難參與競爭。
“不奇怪”
“政府補貼像報導的那樣廣泛和深入,這並不奇怪,”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高級主任道格·巴里(Doug Barry)在與美國之音進行的電子郵件交流中說。“這種大量的補貼對包括許多美國公司在內的非補貼競爭對手來說是不公平的。這種補貼看來即使不違背世貿組織的規則和原則,也違背了其精神。”
巴里表示,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曾希望,在特朗普政府與北京在2020年達成一個協議後,補貼問題將成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第二階段”談判的一部分。
但是,中國未能兌現購買數百億美元美國商品的承諾,使雙方暫停進入下一階段的討論。如今,再加上中國對國內企業補貼程度的曝光,可能預示著美國將採取進一步的懲罰行動。
“新一輪關稅和其他制裁可能即將出台,”巴里說。“這對美中關係和全球貿易體係來說將是不幸的。”
拜登政府的立場不明朗
去年末,拜登政府表示,它正在考慮對中國的貿易行為發起新的調查,這可能導致進一步徵收關稅。
但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報告的同一天,拜登總統暗示,他可能取消對每年價值3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這引發了全球市場的波動。
這些關稅是他的前任在2018年和2019年與中國進行貿易戰期間實施的。
當被問及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有關取消部分關稅的建議時,拜登表示,他正在“考慮”這一建議。
“我們沒有徵收任何這些關稅。它們是由上屆政府徵收的,而且它們正在考慮中,”他說。
拜登星期一在日本公佈了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這是美國和其他12個國家接受的一套有關貿易做法的談判要點,這些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
中國沉默
截至週二,中國政府尚未對該報告做出正式回應。美國之音要求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表評論,但在這篇報導發表時還沒有收到回复。
過去,當美國指責中國不公平地給中國國內企業提供優勢時,中國曾予以回擊。今年2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美國不應該“詆毀中國的發展道路”。他補充說:“美國怎麼發展,怎麼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是美國自己的事,但美國不要拿中國說事,更不得以此為藉口乾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
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願意就包括產業補貼在內的貿易問題以“積極開放”的態度進行談判。
美國的產業政策
雖然美國領導人經常抱怨中國的產業政策,但近年來,聯邦政府顯示出更大的意願,利用其影響力影響通常留給國內私營部門的決定。
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初的關鍵醫療設備短缺,以及2021年的重大供應鏈問題,促使議員們採取了行動。例如,2021年7月,國會批准了520億美元的資金,以支持在美國建設半導體製造廠。
就在上週,拜登啟動《國防生產法》 (Defense Production Act)來解決美國嬰兒配方奶粉短缺的問題,要求生產配方奶粉成分的公司優先向特定公司提供產品。
在產業政策問題上尤為直言不諱的一位參議員是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今年4月,這位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人提出了一項法案,支持美國開採用於復雜電子產品和電池的稀土礦物。
“我希望我在參議院的同事們能和我一起通過這項法案,這對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至關重要,”魯比奧在參議院發言時說。“然而,我們不能止步於稀土金屬。還有其他對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同樣重要的行業需要回流。在未來幾個月裡,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開始重建製藥、半導體等產品的生產能力。”
他補充說,“這是美國需要的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以保持其大國地位。”
2019年12月,在新冠病毒疫情席捲美國之前,魯比奧參議員在一次演說中說,為了抗衡中國,美國也需要自己的“產業政策”。他說:“我們醒來看到這樣的現實:在美國沉睡之際,中國共產黨已湧現成為我們的繁榮、自由和安全所面對的迫在眉睫而且不斷擴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