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河南省中牟縣雅聖思素質教育基地以“戒網癮”旗號收取高昂學費，長期毆打虐待學生，相關照片和視頻在網絡上曝光後，引發網絡熱議，當局已經就此事件展開調查。類似機構遍佈中國各地，在過去曾經多次發生惡性事件，並有學生因此自殺，然而“特訓學校”仍然屢禁不止，相關責任人也未受嚴厲處罰。分析人士指出，此類機構的存在與當局的縱容有關，同時也植根於陳舊的教育觀念和崇尚威權的社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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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戒網癮學校”屢禁不止，分析: 傳統觀念崇尚威權，青少年人權難保障
目前官方對此事件的調查沒有對外公佈進展。山東媒體大眾網採訪中牟縣宣傳部官員指，“因為涉及問題比較多，需要對爆料學生逐一了解情況，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司法機關認定核實。”
中國當局自2021年以來在教育系統掀起嚴打風暴，重拳出擊校外培訓行業，教培行業資本哀鴻遍野，一時間大批培訓機構和補習班紛紛倒下，不過各地標榜“特訓學校”“素質教育基地”的機構未受到任何影響，依然在網絡上進行招生宣傳。此類機構聲稱可對所謂的“問題學生”進行矯正，實行封閉式軍事化管理，並標榜可有效矯正青少年網癮、早戀、叛逆、厭學、暴力傾向等心理問題。
暴力“矯正”屢禁不絕
居住在荷蘭的Emma在中國曾經是一名NGO工作者，主要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性少數群體的權益。Emm表示，此類“戒網癮學校”之所為存在，背後有官方的默許和縱容，另外受到利益驅使，對於家長認為“不滿意”的孩子來者不拒，除了常規的沈迷網絡、逃課厭學和混社會的“問題學生”以外，很多學生由於和家長意見不合、心理健康問題、性取向等因素被送往此類機構強制“矯正”。
“最主要的是官方的，在官方層面，這種機構本身這個應該是違法的，裡面人身拘禁。但是官方機構不僅是在後面縱容和包庇的，很多時候甚至是有支持和合作的，像豫章書院，官方的少管所他們是有人會送去裡面的。這種官方的合作，縱容包庇等等行為，導致的結果就是即使這些機構違法，但是我們舉報他卻舉報不掉，我們起訴他卻很難拿到一個好結果。如果說沒有禁止這些機構，自然會不停的出現，它沒有一個監管機制嘛。”
以翎在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外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取缔青少年私营 (以翎提供)
現居瑞士的以翎是一名跨性別團體的活動人士，他認為此類機構的存在反映了家庭教育的失敗，迎合了家長希望強制改變孩子觀念的需求，剝奪人身自由並暴力虐待學生，實際上就是一個集中營，他呼籲中國政府保障兒童和青少年的人權，取締此類集中營。
“因為他就是一個黑社會嘛，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公共機構、政府機構以及我們看不見的一些社會群體和組織。那麼我們家長實際上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就是一個黑社會的一個幫兇。”
2017年，中國網絡上爆出江西南昌的豫章書院打出“國學修身”“心理輔導”的名義，以“戒網癮”為由囚禁虐待學生，還建立了一套連坐、告密制度。有學生透露該校老師常用戒尺、“龍鞭”抽打學生，有人因無法忍受痛苦試圖割腕自殺。
有女生表示，為防止學生自殘，自己被關進小黑屋並被要求當著老師的面脫掉內衣。此外中國媒體披露，豫章書院開辦6年斂財過億，學生為儘早出去，在與家長打電話或家長參觀時會竭盡全力地說書院的好話或者配合表演。此外，報導還指學生被強迫勞動，伙食極為惡劣，條件堪比集中營。
中國媒體《新京報》的評論指出，將歷史上名聲顯赫的江西四大書院之一“豫章書院”辦成戒網癮學校，是一種怎樣的墮落。2020年7月，豫章書院創始人吳軍豹以非法拘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10個月。然而，2021年1月，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為由撤銷刑事判決，併發回重審，此案之後再無下文。
在此之前，楊永信在山東臨沂設立戒網中心，使用所謂“電擊療法”治療網絡成癮者，並收取高額診療費，引發強烈爭議，儘管“電擊療法”因其安全性、有效性尚不明確被中國衛生部門叫停，楊永信本人沒有受到任何處罰或起訴。
Emma指出，從過往的豫章書院事件可以看出，當局要到輿論大到一定程度才會採取行動，無論是舉報還是起訴均困難重重，最後相關責任人並沒有受到嚴厲懲罰。
社會環境崇尚威權
軍訓通常是中國新生入學的第一關，近年來中國新生軍訓內容主要包括軍姿隊列訓練、內務整理等，僅有少數學校保留實彈射擊項目。
在教育內捲、升學壓力大的背景下，中國的一些高中對學生採取“軍事化管理”模式，學生必須嚴格遵循學校制定的作息時間，學校對學生的衣著和髮型也有嚴格要求，教師體罰毆打學生的消息時有傳出。中國的一些企業也要求新入職員工接受軍訓，對員工實行軍事化管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因其軍隊背景，在講話中經常使用軍事用語。
目前不少學校乃至企業都在推崇“軍事化管理”，Emma分析認為，個體服從權威的觀念已經成為了社會土壤，因此不難理解此類“特訓學校”均採納軍事化管理模式：“我個人認為我們社會在教育問題上面是比較推崇集體主義的，認為說你的個人意志和集體規範有衝突的時候，那應該是你個人有問題，你應該被糾正……顯然，軍訓軍事化管理，它是一個很典型的，大家整齊劃一，奉行集體主義，而且個體服從權威的體現。因此在這種教育影響下，這肯定是形成一個非常好的社會土壤了。”
以翎表示，如今年輕一代的父母成長於文革時期，很多家長的思維觀念受到了當時社會的影響，家長希望將陳舊的觀念強加於孩子，就會產生一些衝突，甚至導致孩子的心理問題。
“比如說我的父母，他可能在文革的那個年代出生。他從小受到了一些非人道的教育，我說是領導也好，說是影響也好，那他實際上成長之後，在他三觀形成最關鍵的時期，遭到了一些不人道的觀念，那麼他就會以此再去把它推崇給後代……從來沒有像中國和朝鮮這樣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的政府，會把他們的觀念強加給人民，然後人民再把他們的觀點強加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和其他人。”
網絡搜索發現，各地“特訓學校”重視軍訓，聘請的教官多為退伍軍人和武警。記者在採訪中得知，一些機構會雇傭社會閒雜人員這類文化程度較低者擔任教官。雅聖思教育的法人代表陳米民就有多起訴訟糾紛，在今年1月的一個採訪中，陳米民展示了學生髮來的拜年短信，短信中學生稱陳米民為“乾爹”。Emma指出，正規的學校會聘請受過良好教育、有資質的教師，而“特訓學校”雇傭文化程度較低者，恰恰反映他們不是在做真正的教育，而是通過暴力讓學生屈服。
“他們要招進來的人，最重要的考慮不是這些人有沒有文化水平、教育上面能力，而這些人有沒有實行暴力的能力、有沒有實行暴力的心理素質。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退役的軍人，甚至一些武警是比較合適的。如果說他的學生不堪暴力反抗，那這些退役軍人比較容易鎮得住……所謂的社會閒雜人員，他們往往對自己沒有像正常教師那樣的職業道德要求，然後他們自己本身也沒有特別顧及會不會有不好的社會負面影響。”
中國家長熱衷“吃苦”
如今的中國青少年存在升學壓力，大學生在就業方面面臨諸多困難，社會逐漸開始關注青年人的心理健康問題，而性少數群體則存在著更大的心理壓力。很多“特訓學校”受害者表示，在機構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受暴力的日子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一些家長沒有諮詢心理健康的專業人士，而是認為自己的孩子禁不住挫折，將患心理疾病的學生送進此類機構。
以翎指出，傳統的教育觀念只是讓孩子屈服於暴力，這種畸形的教育觀念不利於青少年的個人發展，只會產生越來越多的“人礦”。
“為什麼中國家長熱衷讓孩子吃苦呢？ 這實際上是一種壓迫性的觀念。就是說當你不服從我的時候，我就是要讓你受到一些傷害，讓你懼怕我讓你服從我。它是通過一種強權的表達，讓這些孩子對父母無限的服從，那麼這實際上對孩子未來的發展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孩子去戒網癮學校還自殺了呢？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劇。我們前段時間我們很流行的一個詞語叫做人礦，那麼人礦就是吃苦的呀，他是幹嘛的呢？他就是沒有思想的機器，每天都在工作。工作完了之後，他不會反抗，沒有訴求，他要把他工作的所帶來的一些稅金那麼都貢獻給社會。那麼在再分配的過程當中，他們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知識，他們只是一個社會的人肉電池。這樣下去，這個社會只會有越來越多的悲劇，而不會有更美好的明天。”
Emma表示，目前中國社會對於心理健康的觀念普及程度遠遠不夠，很多家長在成長中經歷過家庭暴力，意識不到孩子出現了心理問題，只是簡單歸咎於“吃苦不夠”，傾向於認同機構“孩子叛逆”的說法，情願花錢把孩子送進機構。
“這些家長，在他們的年代裡面所謂心理疾病這個觀念，實際上在中國社會是沒有普及的。所以他們普遍認識不到，孩子有焦慮抑鬱，我們應該去找專業的幫助。而且在他們的觀念裡面，因為他們自己很多有家暴，自己他們在幼年時也是被家暴的教育長大的。因此他們認為，我當時能接受，現在我的孩子不能接受了。那不是我的教育方式出問題了，不是這個孩子需要心理幫助了，而是他吃苦不夠，那我送進機構，然後吃苦，那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人權保護困難重重
以翎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是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他們缺乏社會資源和發聲的能力：“一個社會最脆弱的群體，青年和兒童，他是沒有發聲權利和社會資源的，他在沒有人權的一個社會裡面，他更容易成為一個沒有人權的身體了。”
以翎認為，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直到現在依然嚴重，仍然是社會的規範，孩子被認為是父母的財產，擁有處置權，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實際上是一個等級秩序的觀念，尤其是就是我們常說的三綱五常，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這實際上現在也是共產黨用意識形態統治中國社會的一套工具。 那麼父為子綱的概念是什麼呢？實際上你在一個家庭當中，或者你在一個社會體系當中，長輩或者有話語權的人，他實際上是擁有家庭一切的決定權。在沒有干涉的情況下，他過度擴大化的話，他實際上就會把我們的孩子進行物化。”
Emma表示，民間力量在對抗這類機構的時候，往往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也得不到家長的理解。Emma指出，當青少年遭遇家庭暴力時報警求助，警察往往站在家長一邊，要求未成年人服從家長管教，一旦有青少年被強制送往此類機構，警察通常以家長已經簽字同意為由拒絕介入。
“官方和社會不論在民間，我們本來應該也有一些制約的機構，比如說我們有未成年人保護的那些NGO之類的，但實際上這些機構，這種作為制衡的力量，我們的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我們在官方那裡我們很難跟官方進行合作，因為官方的態度是不支持我方的，我們要進行未成年保護的話，儘管未成年人保護法，往往會說未成年人權益應該得到保護，但我們直接溝通的時候，公檢法並不站在我們這邊。然後我們跟家長直接衝突有對峙等等，還經常會被誣告，說我們這裡綁架了對方的孩子，然後我們這裡干預了對方家務事。因此這樣情況下的話，我們制約力量也是非常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