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海緊張引起全球關注,圍繞這個主題涉及的多半是地緣政治、戰爭與軍事演習的討論。一個成立近20年的公民倡議尋求通過在美國的海峽兩岸華裔年輕人對話,將可能發生的衝突做人性化的理解,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有學者說,這些交流對話或許短期內無法產生影響,不過長期積累後或可把握政治機會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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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聯合國高級調停顧問的美國俄亥俄州肯特(Kent)州立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院副教授新井立志(Tatsushi Arai)博士,在2005年創立了“海峽尋新”(Strait Talk)的跨海峽兩岸新世代對話,希望透過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來自中國、台灣和美國華裔青年新世代,以“互動式衝突解決”(Intera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對話,為台海兩岸關係的和緩尋求人性化的衝突解決途徑。
多國對話運動增進理解
“海峽尋新”最早是在美國布朗大學舉行,後來擴展到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加州的伯克利大學和台北的校園,新井教授稱此為一個“多國對話運動”(A Multi-National Dialogue Movement),如今參與過此一對話的上千名校友遍佈各地政府部門、私企、學術界、非盈利組織和媒體等。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台灣教育學術中心上星期(11月2日)在一場討論中介紹了這個由公民社會發起的倡議,由發起人新井立志教授及參與過此一對話的兩位代表:在諮詢公司歐亞集團任職的申奧(Ava Shen)與在全球枱灣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吳至芳(Adrienne Chih-fang Wu)分享了她們的經驗和心得。
新井立志指出,他設立這個倡議的目的是希望讓新世代的年輕人透過20到40小時包括個人成長背景介紹的閉門討論,以對話和交流去理解兩岸關係緊張的源頭,再進一步嘗試研擬解決衝突的行動方案,參與過此一對話的年輕人也在畢業後能夠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的網絡。
新井立志說,他曾在2007到2009年參與中東調停時對哈馬斯領導提到兩岸關係的例子,告訴他們即便涉及衝突的雙方沒有共識存在,還是有可能不讓戰爭發生。
“我的確提到台灣海峽的情況,那雖然不是一個解決方案,不過我說還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即便完全沒有達成任何共識,但至少沒有槍戰發生。我們對此與哈馬斯領導人有非常激烈的討論,”他說。
如同中東問題一樣,新井立志說,如果不將兩岸關係人性化、沒有從人性的需求而只是以零和角度的計算來看待兩岸關係,那麼雙方就很可能朝目前中東局勢的方向發展,因為儘管歷史遺留的問題難以解決,但衝突雙方還是應該營造更多的理解。
盼聽不同人不同背景的不同故事
出生於河南鄭州、15歲來美就讀高中和大學的申奧說,她在中國學到的歷史事件,包括韓戰在內,和在美國學到的版本不同,這引起她對學習歷史的興趣,大學時代首次到台灣她便從台灣的歷史教育者去理解台灣如何教導學生歷史,那開啟了她對參與“海峽尋新”的興趣。
“因為我想要聽聽那些從不同地方來的不同個人的不同故事。作為在中國大陸生長的我來說,我並不完全真的理解在台灣長大是什麼樣子,”申奧說。
她說,作為一名在美國已經居住一段時間的中國公民,她很希望能幫助那些一開始可能對許多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做更多的溝通和交流。
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吳至芳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台灣人,18歲以後就到加拿大、日本和韓國念大學和研究所,也曾在台灣教過英語。她說,她對身為一名台灣人的“強烈感受”來自於她的家庭和祖父母。
吳至芳說,由於家族從日本佔領枱灣前就在當地居住,所以身為台灣人對他們的意義來自他們的特別背景。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聽到我的表親說過我們是中國人,我的祖父母對此感到非常生氣。我的父親告誡我說:永遠不要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她說。
受威脅時會更保護身份認同
當時完全不懂這件事涉及的地緣政治背景的吳至芳說,她不懂為什麼她必須說她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當人們問她兩者有何不同時,她也完全不知道答案,這是為什麼後來她對真正去理解和認識台灣有著那麼濃厚的興趣。
“當我搬到台灣去教英語時,我愛上了在台灣居住,那時我才意識到哇,這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專注於研究文化政策和軟實力的吳至芳說,這也是“海峽尋新”這個對話平台吸引她的原因,因為她想要從那些已經在台灣生活的人了解身為台灣人的意義,她認為那樣才算比較正宗。
不過在主持討論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楊大慶提到,吳至芳從一個華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趨向台灣人認同,與一些華裔美國人也有趨向中國身份認同的趨勢類似,這似乎顯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是“流動”(fluid)的,但一些台灣民調顯示,近年來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而非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正在增加,看起來又好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零和性、無法重疊的。
對此吳至芳說,她同意身份認同是流動的,但她在修衝突解決的課程時也學到,“威脅”對人們的身份認同有所影響,當身份認同受到威脅時它就會變得更為顯著和重要。
“我絕對認為一旦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受到威脅,那會使人們更保護它,也更願意去捍衛它並支持它。”
透過對話分享不同觀點和期望
申奧在會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正因為政治局勢的緊張,民間就更應該增加文化交流,“海峽尋新”為海峽兩岸和美國的青年提供一個場合讓大家能真正對話。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就沒有這種場合,即使在美國、在華盛頓都沒有很好的場合、一個很安全的場合讓大家能夠來徹底的溝通,來了解對方的背景、了解對方對兩岸形勢的看法,以及大家對兩岸關係形勢的一些期望。”
對於在對話交流中是否會有希望說服對方同意自己立場的情況,申奧說,並沒有這種情形,反而讓她感到意外的是,由於每個人的經驗都有所不同,她非常享受聽到“台灣同胞”講述他們在台灣成長和生活的故事,大陸同學也分享他們在大陸學到的台灣、以及他們所嚮往的台灣是什麼樣子。
“我們這個‘海峽尋新’並不是說讓大家、所有人在對話後都有一樣的觀點。我們的期望是讓大家都能分享自己不同的觀點,大家都能學到不同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就是因為自己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或是台灣,不太了解大家到底心裡面是怎麼樣想的,還有一些大陸和台灣同學有時候也不太理解,為什麼海峽兩岸這個對話為什麼必須要包括美國同學進來,然後這些問題都可以一起討論,”她說。
對於兩岸關係的改善是否保持樂觀,申奧說,雖然她個人看法較為樂觀,但也認為必須腳踏實地,因為這種對話並不是要讓大家過於理想化。
“我們對話的時候都會一直知道說,現在的情形是比較嚴峻的,但我們在對話結束時都會讓每一個參加對話的人想一想,自己能為兩岸做些什麼,”申奧說,這可以小到自己和朋友聊一聊兩岸關係,或是在大陸同學和台灣同學意見不同時如何居中調解等,她認為這些小作為都能有助於兩岸關係達到更理想的境界。
長期積累對話可發揮積極作用
畢業於南京大學並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楊大慶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於海峽兩岸年輕人的對話是否能對政府政策帶來影響的問題表示,這種影響不會是短期的,不過長期積累下來,或許在適當時機,例如台灣明年的總統選舉,就有可能發揮積極作用。
“包括你講的選舉也可能選出一個領導人願意有二軌、三軌的對話,那說不定它這樣的一個論壇就會有一個比較積極、正面和直接的作用,” 專門研究日本與二戰歷史的楊大慶說。
反之,“如果換一個對這種‘海峽尋新’一樣的兩岸論壇反對的政治家,只要兩邊有一個那就不能對話了。所以要發揮作用便需要這種長期的積累,再視情況的變化抓住政治機會,”他說。
“你看現在在華盛頓,講到台灣、中國,那就是打仗、那就是war game(兵棋推演),現在這裡有一個這樣的新的思路…就是要將衝突人性化…像他(新井立志)講的,如果不能找到解決方案,那就會跟今天的中東、俄烏衝突一樣,” 楊大慶說,無論如何,只要有這種對話交流,總是有助於建立人際關係網絡,有助於增進人們之間更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