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安全”這個字眼和概念在中國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無論是在中國媒體的報導裡，在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和宣傳中，還是在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講話中，尤其是在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以後，皆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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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 ：“境外勢力”和中國特色 (上)
今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好似發起了一場全民學習總體國家安全觀運動。中國官方發布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輔導材料不僅引述了習近平所說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指出“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而且強調說,“在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越是國家和民族處於重大關頭，就越需要發揮思想理論的引領作用”，強調中國正處於“重大關頭”。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認為，自從1989年天安門運動以來，中國內部的反抗只是持續在低水平或不滿的人的潛在挑戰方面。由於中共的合法性並不建立在選舉和司法程序上，而是建立在統治的績效基礎上，因此中共必須在經濟上持續表現良好。
吳志遠說：“我認為中共知道這一點，所以我認為他們的焦慮感也是由此產生的。”
吳志遠認為，正是由於這一點，中共一直處於焦慮之中。但是吳志遠也認為，他並“沒有看到實際證據表明這些威脅正在以某種方式變得更加嚴重”，只是有一些小型抗議，或者前些時候發生的由於銀行房屋抵押貸款欺詐而引發借款人斷供的規模稍微大一點的抗議。
吳志遠說：“但我沒有看到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事情正在整合或者聚合成更廣泛的反政權運動。”
“境外敵對勢力”何其多
2010年，時任路透社記者的儲百亮(中)和時任美國之音記者的何宗安(右)與中國外交部官員馬朝旭交談。 (美國之音張楠拍攝)
儘管如此，《紐約時報》首席中國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最近在一篇報導中寫道：“中國正在退回到過去曾經歷過的恐怖時代，警惕很容易就升級為偏執，官員們甚至在處理地方問題時，也要將其視為意識形態顛覆者和外國敵對勢力所為。”他舉例說，今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間，有民眾敲鍋抗議，居委會就用大喇叭警告人們不要受“境外勢力”的煽動。
“境外勢力”、“境外敵對勢力”，這種概念似乎已經深入一些中國人的骨髓。一些中國外交官被稱為戰狼外交官，都是以怒懟美國和西方而出名。
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22年8月14日早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徐學淵在與一些訪民抗議者互相對罵時，罵訪民“你就是美國人的狗，就是條走狗”。而在中國國內和網上，無論是鄭州大水、江蘇“鐵鍊女”，還是唐山燒烤店打/殺人事件，以及各種公民維權行動中，都出現過外國媒體記者受到圍堵的情況；都出現過由於在境外社交媒體發帖或者轉帖而被公安傳訊甚至拘留的情況；網上都有人呼籲大家不要受“境外勢力”操控，不要給“境外勢力”“遞刀子”，這種情況頗為普遍。
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費瑞安（Ryan Fedasiuk）說：“我不認為真地有外國敵對勢力在干涉中國內政。我認為這主要是黨說的一個虛構的謊言。”
習近平所說的“國際大變局”，其基本脈絡就是，儘管“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危機重重，“‘西方之亂’不斷上演”，“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催生政治極化、民粹主義、種族衝突等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持續快速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前進”，國際格局明顯“東升西降”。
但是，中國官方一再提醒中國人：“要清楚看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絕不甘心和坐視主導地位的喪失，必然處心積慮、不擇手段打壓中國。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發揚鬥爭精神，決不屈服於任何外部壓力，決不吞下任何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習近平似乎要讓中國人意識到，中國的崛起讓西方世界坐臥不安，因此要打壓中國。所以必須對抗美國，對抗西方。
是“陰謀論”還是藉題發揮？
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費瑞安認為，這種做法似乎根植於共產黨的歷史，在當代使用起來也相當方便。獨裁政權都會這樣做。他們會製造敵人。
費瑞安說：“我們保護你免受境外敵對勢力的傷害，他們會試圖傷害你或毀掉你的生活。因此，這就是讓共產黨繼續掌權的說辭的源泉。”
費瑞安表示，儘管美國也有些人認為，美國不喜歡中國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很強大，但是實際上一個國家的行為更重要。
費瑞安說：“加拿大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美國真地不在乎，因為加拿大的行為方式符合我們所珍視的價值觀。許多其他美國合作夥伴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在2000年代並沒有像在1980年代那樣引起同樣的擔憂。”
不過，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認為，中國對外部敵對勢力的懷疑和擔心不無道理，這種勢力一直存在。
吳志遠說：“我不認為這完全是捏造的。我確實認為，僅僅根據歷史，人們（指中國人）對美國和西方的動機存在一種切實的懷疑。”
吳志遠認為，習近平和他的外交政策精英確實懷疑美國有對抗中國、遏制中國，並最終在中國改變政權的計劃。這並不是純粹為了增加安全支出而製造出來的觀點。吳志遠指出，在冷戰中，美國採取了對中國的遏制政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堅持這種觀點。
但是吳志遠同時認為，習近平和中國上層“利用了這些懷疑，並以此為基礎，將它們誇大了，以便在國內和統治方面實現其他目標”。
吳志遠說：“習近平和他的精英同僚所做的有點誇大或捏造或利用美國和西方作為敵人的想法，用它來證明某些事情的合理性，並推卸責任。”
吳志遠舉例說，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階段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當時許多國家批評中國造成疫情擴散，但是中國通過宣傳散佈捏造的謠言，而且允許這種謠言在中國存在，結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變成了是美國的錯，美國倒成了惡魔。吳志遠指出，中國和習近平這樣做可以推卸責任，分散人們的注意力，當然也可以證明增加軍費和維穩費用是必要的，是合理的。
關於中國借助外國勢力推卸責任，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費瑞安也持有這種的觀點。
他說：“我也認為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某些外部力量或某些特定的替罪羊或一群人是很方便的，這是我們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的劇本。對於那些試圖保住權力的國家和政治精英來說，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中國的“憂患意識”和主動出手
中國強調自己“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複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要加強“憂患意識”，要主動採取措施，抓住機遇，“下好先手棋”，爭取主導國際航向。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費瑞安認為，恰恰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些主動行動引發了很多國家的不滿和警惕。
費瑞安說：“最近當然是台灣危機和直接來自中國軍隊的威脅，我認為，正在引起美國合作夥伴的擔憂，他們以前猶豫不決。南希·佩洛西訪台期間，就連東盟各國領導人都對中國的行為發聲表示不滿。”
費瑞安認為，中國的行動表明，中國“堅持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所以它應該能夠為所欲為，我認為這對東南亞的很多國家來說是一種冒犯。”
習近平告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中國一方面強調危機四伏，另一方面又強調中國形勢一片大好。看似矛盾，實際上都是一個目的，就是讓中國人相信：中國是最好的，只要聽黨的話，就會越來越好。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強調，世界在亂，西方在亂，而中國卻在越來越好。而這種大好形勢恰恰是中國優越的制度造成的。
2019年9月24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講話時說，“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發展呈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的局面，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顯著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
按照中國官方現在的說辭就是“東升西降”，如同當年毛澤東所說的“東風壓倒西風”。在毛澤東時代，1958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國際形勢的總的特點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而在今天，習近平告訴中國人，“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東升西降’，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分析人士說，中國因此得出結論，需要加強軍力，加強對內控制，維持穩定，以便更好地利用國際大變局來取得在國際上的導航權，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分析人士指出，在國際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誌就是中國引領世界。在這裡，中國不但不否認“國際大變局”主要是中國引發的，而且表示樂見其變，因為機遇難得，中國可以善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