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場草根運動曝光中國網絡上針對烏克蘭戰爭的不雅和仇恨言論，並翻譯成英文發到“牆外”平台後，中國官媒和民族主義評論員對他們開啟了一場抹黑行動，指責”境外勢力”在背後策劃。
中國當局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一直試圖保持“中立”的形象。不過，在受到嚴重審查的中國社媒平台上，支持俄羅斯的言論隨處可見。最近，一場名叫“大翻譯運動”的網絡行動在推特上興起。參與者們將中國社媒上與戰爭有關的評論翻譯成英文，以展現中國國內的真實輿論傾向。這些評論大多支持俄羅斯入侵、鼓吹戰爭、暴力、以及仇視猶太人等。
這場草根運動在“牆外”收穫了不少關注和表揚，但也被中國官媒批評，稱其特意選取極端言論，以煽動外國“對華負面情緒”。
同時，一些對類似言論的英文報導也成為了官媒和親政府人士攻擊和抹黑的目標。專注於報導中國的英文媒體SupChina(你好中國)因為曝光了微博上對烏克蘭女性的低俗笑話而被無端指控為西方對華“輿論戰”的工具。
翻譯網民發言成辱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對網絡輿論進行了嚴格管控，在推廣俄羅斯官方話術的同時打壓反戰、反俄的言論。國際關係和中國方面專家都認為，中國在國內的宣傳才是官方對烏克蘭戰爭的真正態度。
很快，在遠離中國審查長臂的推特上，一場展現中國民間輿論真實相貌的網絡運動開始了。 3月初，多條以“大翻譯運動”為搜索關鍵字的推文開始出現。這些推文通過截圖並翻譯的方式，展現中國包括微博、抖音、嗶哩嗶哩等平台上網民的親俄好戰言論，其中一些帶有濃重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色彩。
不久，運動的核心參與者們建立了一個以“大翻譯運動”為名稱的推特賬號，每日發布多條翻譯。翻譯的語言也從從英文擴大到了韓文、日文等。
“我們的目的是向外國自由世界揭露中共大外宣掩蓋下的中國真相，批判中國人的平庸之惡，阻止中國法西斯勢力抬頭，為文明世界做吹哨人，” 賬號的發言人告訴美國之音。
該賬號目前獲得了近1萬8千人的關注，包括不少報導中國的記者、學者、觀察人士等。
“大翻譯在海外中文圈受到的反響大部分是積極的，” 發言人說。 “我們也收到了中文圈外的鼓勵，包括一些日文和英文的網友表示對我們工作的讚同，和一些境外媒體想要對我們進行採訪。”
運動也引來了中國官媒的批判。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上周連發兩篇文章，指責大翻譯運動是“抹黑中國的惡意言行”，並被“敵對勢力迅速發現和利用，並將之轉化為對華輿論戰、心理戰的素材。”
一篇文章寫道：“一些個人言行通過社交媒體形成極化表達，本身就是網絡世界的慣常現象，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無需為此感到驚異。但把這種言行片面放大、固化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必須要有所警覺了。”
在回應這樣的指責時，“大翻譯運動”發言人告訴美國之音，運動初期他們曾翻譯過一些“獵奇”的、點贊數不高的邊緣評論，但現在他們已經提高了對這方面的要求。
“我們一直在選取官媒，知名媒體和自媒體之下的精选和多贊言論，對於投稿我們一般要求點贊數要上千，所以我們自認為我們有一套機制，可以保證我們所翻譯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 他說。
另外，發言人還表示，“大翻譯運動”不是“境外勢力”的“認知戰”，中國多年來培養的民族主義情緒才是這場運動興起的原因。
“大翻譯運動沒有收到任何境外勢力的資助，全部是由眾多志願者無償花費自己的時間做的，” 他說。 “大翻譯的目的不是為了煽動對所有華人的負面情緒，而是針對中國的宣傳機器，言論管控措施，失衡的教育系統，和在它們的保護和縱容下沒有任何自我約束的民族主義者。”
同樣翻譯著“牆內”言論的華人推特博主楊涵認同這樣的觀點。
“中國有嚴格的新聞管制，能在中國社交媒體釋放出來的“極端言論”，都是網關部門默許的言論。如果中國放開新聞審查，百花齊放，也就不會有‘大翻譯運動了’，” 生活在澳大利亞的他告訴美國之音。
烏克蘭戰爭開始後不久，他被邀請進了一個澳大利亞華人微信群。但他迅速發現，群內的成員大多是“小粉紅”，儘管他們生活在澳大利亞，但政治觀點依然與北京幾乎一致。
“海外移民，有著自由的資訊渠道，仍然受中國官宣影響鼓動，令人驚詫和擔憂，” 楊涵說。 “這些人很多已經入籍，有投票權，他們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澳大利亞的選舉政治和國家安全。”
於是，他通過一系列英文推文，展示了來自中國官媒的宣傳和虛假信息在微信上的傳播，以及群內成員對俄羅斯入侵的支持。
該系列推文發布後，引起了西方記者和觀察人士的關注。但他也遭到了“牆內”民族主義博主的攻擊，《環球時報》旗下團隊“補壹刀”稱楊涵是“大翻譯運動”的一員。對此，楊涵予以否認。
“沒有太多關注（‘大翻譯運動’）的內容。我理解他們的初衷，但不太同意他們一些過激言論，” 他說，“比如（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他們說要讓全世界看到中國人的醜陋。這種武斷的語言方式會引起中間派華人的反感，應該強調“一部分‘中國人’。 ”
對楊涵的攻擊目前只停留在網絡世界。他表示自己尚未收到針對他個人的威脅，但也並不擔心，因為所寫的”都是我自己的肺腑之言“。
“我是華人，當然希望祖國富強繁榮昌盛，” 曾擔任中國外交官隨員的他說，“愛國主義不是粉紅、官宣的專利，我也愛國，批評就是最高的愛國方式。”
捏造信息抹黑外媒
長久以來，中國網絡上流傳著一種說法，即生活水平一般的烏克蘭女性格外青睞經濟條件不錯的中國男性，願意嫁給他們而獲得更好的生活。
於是，在烏克蘭戰火紛飛的同時，一些男性網民開始半開玩笑地說，願意接收烏克蘭單身女性。更有人留言稱：“還是希望多一些人娶烏克蘭妹子，解決我國男女失衡問題。”
這樣的言論受到了其他網民的批評，微博也對這樣的言論採取了搜索限制措施，並對一些發表該言論的用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懲罰。
一些英文媒體發現並報導了此事，比如專注於報導中國的網絡媒體SupChina。
發現外媒報導後，微博上掀起了又一輪對這些玩笑的批判。一名自稱在烏克蘭的留學生髮文稱，這些玩笑引起了烏克蘭人的反感，已經給當地華人的安全造成威脅。
“當你們舒服躺在家裡喝著奶茶刷著微博發著玩笑話時，是我們這些遠在戰場的同胞在為你們的行為買單，” 她寫道。這條微博獲得了百萬點贊。
但對於一些民族主義評論員和媒體來說，外媒對此事的報導成為了西方“抹黑”中國的證據。
民族主義時事評論員雷希穎發文，點名批評SupChina，並認為是台灣和“疆獨勢力”在背後炒作這一話題。
他的理由是，SupChina的創始人鄭安瀾（Anla Cheng）是蔣介石政府時期台灣外交官的女兒，而且SupChina報導過新疆人權問題。
雷希穎這篇文章被中國網信辦轉發，也出現在了觀察者網、網易等多個新聞網站上。隨後，《環球時報》的“補壹刀”團隊也發表了針對SupChina的“獨家調查”，暗指SupChina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組織的支持，在中國發動“認知戰”。
文章以虛假信息開頭，稱SupChina的網站上寫著報導“俄烏問題”的“三大戰略目標”：炒作烏克蘭問題與台灣問題的關係；炒作中國網民言論；炒作中國在烏克蘭的軟實力，並登出了“三大戰略目標”的截圖。
事實上，“補壹刀”所發的截圖顯示的是SupChina當時刊登在首頁的三篇文章標題：台灣關注烏克蘭，但專家不建議進行對比（Taiwan has its eyes on Ukraine, but experts discourage comparisons）；中國社媒上對烏克蘭女性的評論引發批評（Chinese social media comments on Ukrainian women provoke backlash）；瑪麗亞·萊普尼科娃談中國軟實力及烏克蘭（Maria Repnikova on Chinese soft power and Ukraine）
“補壹刀”分別提取了三篇文章題目的關鍵字，將其扭曲為SupChina的“三大戰略目標”。
儘管沒有發現實質性證據，“補壹刀”的文章還是“有理由懷疑”SupChina背後藏著”一隻企圖干預中國的大手“。
SupChina婉拒了美國之音的評論請求。但在一份3月3日的公開聲明中，總編金玉米（Jeremy Goldkorn）直言：“他們的指稱毫無根據，就像那些說我們是中國政府資助的傳言一樣。”
他認為是經濟利益在驅動類似文章的出現。
“發起這些攻擊的人不是中國的政府官員，我把這些人叫做民族主義創業人（nationalist entrepreneurs ），” 他在聲明中說。 “他們找到了用中國網絡上的憤怒情緒來賺錢的方式。”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認同這樣的解讀。他發現，許多撰寫此類攻擊文章的作者並非為最正統的官方媒體工作，而是在經營著自己的微信公眾號等平台。
“本身這也是(他們)的工作，” 楊教授告訴美國之音。
對於最近出現的翻譯運動和對中國網絡上負面言論的曝光，楊教授覺得這讓部分中國網民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大翻譯運動’可以對某些人的言論發生一種威懾的作用，” 他說，特別是那些對烏克蘭喊打喊殺的人。 “如果說有一些這樣的言論受到曝光，大家感覺到這樣實際上並不合適的話...大家持比較自我批判的態度來看一些事情，這個可能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
楊教授補充說，官媒對翻譯運動的批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運動增加了曝光度。
“大翻譯運動”提的這個口號其實一直到最近，真正跟踪的人相對來講不是那麼多，” 他說，“但是因為有中國的媒體批評之後，尤其是以一種非常批判的態度，反倒為它吸引了很多眼球。 ”
儘管官媒不斷批評“大翻譯運動”，但這場運動在中國國內似乎也有著一定的民意基礎。
“不怪自己那幫腦殘，怪外面傳播？” 一篇《環球時報》文章下獲得上千點讚的評論反問道，“沒有雞哪有蛋，不說混帳話不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