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許成鋼1950年出生於中國，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長大，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多年來，他的學術性趣是重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制度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問題。在許多人抱怨當今中國正在經歷第二次文革、大學教師人人自危不敢認真教學之際，許成鋼認為，對有心上進的當今學子來說，他們的學習條件比他那一代人還是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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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許成鋼博士（3）：談嚴峻的制度和嚴峻的教育問題
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之後，許成鋼多年來任教於美國、英國、韓國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大學。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和制度問題成為他的日常功課。許成鋼的研究常常得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發現。
在中國的學校教學環境日漸惡化之際，在中國的新聞出版的禁錮越來越緊之際，經歷過文革的許成鋼認為，現在擁有好奇心並有心追求知識的年輕人仍是有充足的學習條件成為中國一流、世界一流的人才，而且現在的條件比文革時期好得太多。
以下是許成鋼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摘要的第三部分。許博士表達的觀點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中國勞動力比發達國家還貴
金哲問：您2017年在中國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說：中國勞動力比發達國家還貴：“貴得多，工人卻沒拿多少錢，成本是壓在企業腦袋上，企業也沒拿到，因此是國家拿走了。所以我們看到，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率連續二十多年超過GDP增長率，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政府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導致勞動者和企業承擔了巨大的製度成本。”我們知道這種情況在西方的政治學當中叫Kleptocracy，翻譯成中文就是竊國政治體制。許教授說的這些很厲害的話能在中國公開發表究竟是因為這些話對中國當局沒有什麼損害，還是當今中國仍然有很多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經濟學者許成鋼博士在倫敦
許成鋼答：我先解釋一下你剛才引用的我的那些話的數據是從哪兒來的，因為為什麼可以發表是跟我的數據從哪兒來有關係。
這個數據都是國際上相當權威的機構核算出來的，不是我說的。這些國際機構都是商業機構，這些機構的數據是中國的商業和跨國公司都要看的。它們的數據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談論中國的勞工成本的高和低是怎麼核算的時候，他們的核算方式是按照你的產品來核算的。
比如說造一輛汽車，你用了多少人工。你的人工成本在汽車裡佔多少比例，是這麼來的。比如說同樣一輛汽車，人工成本在中國是多少，在日本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工很貴，但是他們就發現在中國人工成本反而更貴，比日本、比美國、比歐盟都貴。
這是什麼道理呢？道理很多，其中包括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勞動生產率不意味著這個工人三下兩下跟日本人一樣幾下就把活兒弄完了然後付了他很多錢。不是這麼回事，而是勞動生產率很低是因為一件活弄了半天弄不好或者還要返工，這是一個部分。還有一個部分是和勞工相關的企業要承擔的負擔，那就各種費用，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那勞工拿到手的收入只是勞工成本的一個部分，而且是很小的部分。大部分成本是壓在企業頭上了，不是勞工拿到家裡去的錢。
中國家庭收入佔GDP比例全世界最低
當我講這些話的時候，講的實際上就是整體上來解釋，我們必須要明白中國的家庭收入佔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和它對應的像是一個鏡子，鏡子的另一面是中國政府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為什麼中國內需不足呢？原因是在這兒。
你剛才引用的就是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所說的。這些話之所以能公開發表，我想是因為我相當地客觀和具有科學性，我的數據來源都是國際上權威的商業組織。而且，那些商業組織都是他們自己也要看的。但如果我把這個問題高度簡化，變成一個很政治性的表達方式的話，那一定早就被禁了。
（我的那篇文章之所以能夠發表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國也是個動態過程。也就是，說當年比起現在還是要寬鬆的，現在就越來越緊了。在越來越緊的情況下，原來可以表達的也慢慢不能表達了。
文革氛圍重來 今天比那時如何
問：我這個星期剛剛採訪了一位最近在中國大學任教五年的德國教授，她寫文章說當今中國大學的學術自由基本蕩然無存，教授在學校內外的一言一行和教授的學術發表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教授不能好好教學。許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長大，在文革期間通過自學打下後來上大學和到哈佛深造的基礎。請問許教授，你覺得今天中國青年人追求真學問的條件比你年輕時如何？換話說，你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是否還能像您當年一樣通過自學和非學校正規教育來追求真識而不是人云亦云？假如能，如何自學？
答：如果拿今天的學習條件和文革時期對比，哪個更惡劣？這個問題回答起來比較簡單——當然是文革時更惡劣。
因為文革的時候絕大部分該上學的年輕人都沒學可上。大都在農村，一些在工場，一些在軍隊。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上學的，那個時候可以讀到書也非常少。現在雖然情況比起幾年前越來越不好，但是可以讀到的書仍然是很多。
文革擋不住有志者上進
但把今天和那個時候對比，中間很可能有一個大的差別就是，當年由於文化革命的原因，在年輕人裡有少數人對當時的黨中央的宣傳從內心深處產生了疑問，對這個制度產生了懷疑。當他們對那些宣傳和製度產生深刻的懷疑的時候，他們是自己在尋找答案，在尋找出路，而不是單純為了就業或讀書。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探索就會走得遠。這樣的學習就自動來了一個問題：學習是為了什麼？
如果學習就是為了升學，如果升學就是為了找工作，那麼這個動力就相對比較機械，就很依賴於升學對他的要求是什麼，找工作對他的要求是什麼。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人想要尋找的東西超過了這個，那麼他就走得遠了。所以為什麼在文化革命期間人已經沒地方讀書了，沒可能升學了，沒可能靠學習才能找到工作。在那個情況下，還是有少數人能夠學習而且走得很遠，原因就是他們沒打算用那個去升學，沒打算用那個去找工作。他們只是為了或者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他覺得他有什麼志向，有什麼興趣，是為了這些。這就使他能走得遠。
其實在文化革命結束的時候，也就是改革開放的早期，我們這一代人裡產生了相當一些有創造力的人。表現得特別突出的在科學上要少一些，因為科學更難。更突出的是在藝術上，比如說中國最好的作曲家幾乎都是集中出現在這段時間裡。各種導演、演員。還有美術、繪畫、雕塑等等，還有作家，寫詩的，寫小說的，一大群人產生在那個時候。奇怪和不奇怪都在這兒。他們不是為了升學，不是為了找工作，是為了自個兒的興趣去專研的。我自己的體會就很深了。
好奇心決定你能走多遠
說到今天的年輕人，他們的學習能不能走得遠，應當這麼說。雖然今天的學習條件比起幾年前來是逐漸變得不太好，但如果人有好奇心（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你要不好奇那就沒有可能了）如果人有好奇心，有探索的慾望，探索任何東西都行，無論你探索什麼都行。有探索的慾望，有好奇心，在今天其實仍然還是有很好的機會。
我講一個具體的例子。這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三年以前有研究政治學的同事在北大清華做了個試驗。這個試驗就是發給北大清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給他們免費的（可以突破信息封鎖的軟件）VPN，然後記錄給他們免費的VPN幾十天之後看他們做了什麼。
讓他們感到非常吃驚的是，大多數北大清華的學生沒有使用VPN做任何有意思的事。這是一個很不幸的發現，讓他們很吃驚。
因為給了他們VPN就意味著，他們從原來網絡有阻礙變成可以跨過阻礙去了解他們本來不太容易了解的世界。但是他們沒興趣了解，有了這個工具他們也沒興趣。不是說所有人，而是多數人。
很不幸就是說這多數人不幸，少數人可以很有成就。也就是說，今天的少數的人有興趣，有好奇心，願意探索的人比我們當年文化革命時候的人條件要好得太多太多，要容易得太多。只要你願意幹，機會還是很多。就是怕你自己沒有興趣，不願意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