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愈來愈大。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諸多重大問題或挑戰。從新冠疫情的應對戰略，到經濟發展的路徑，中國面臨怎樣的經濟政治學或制度挑戰？多年來研究中國重大的政治經濟學和制度問題的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許成鋼博士就這樣的問題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諱的詳細的見解。
在中國國內外諸多觀察家看來，當今世界讓各國最痛苦的問題莫過於源自於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即所謂的Covid-19疫情了；中國的防疫做法，從一開始的竭力隱瞞到隨後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為代價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讓世界各國驚訝，不驚訝的國家可能只有朝鮮。這是為什麼呢？
許成鋼博士指出，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制度著眼。中國的制度是集權主義制度，也就是一個黨、一個領袖（即中國當局所公開宣揚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必須領導一切；黨則必須聽命於一錘定音的領袖）把社會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通過自上而下發命令操控官僚機構運作，制度決定了它只能管一件事。要它同時管幾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顧民生或維持經濟發展）的話，那幾件事它就都管不了了，全要搞砸了；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應對的問題上，中國集權主義制度再次暴露出它的死結。
與此同時，當今中國儘管有種種大大小小的問題，但中國畢竟在過去大約四十年的時間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看中國的這種驚人的發展呢？換句話說，中國是否走出了一條有別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道路了呢？在許成鋼博士看來，這個問題的靠譜答案清楚明了：No，沒有。
以下是許成鋼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摘要的第一部分。許博士表達的觀點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疫情應對差異凸顯制度差異
金哲問：武漢的肺炎疫情爆發的一開始，也就是在2020年2月7日，許教授就發表文章，標題是，“武漢疫情暴露的製度問題”。自那時以來，無論是發達國家如美英法德還是不發達國家印度都未能倖免於疫情。現在要是有人批評當初許教授太少見多怪，將疫情胡亂怪罪到中國的製度，許教授要如何反駁？
許成鋼答：謝謝你提到我當年發表的文章。實際上當年那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是在2020年1月，文章是後來發表的。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時間呢？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剛剛發生，還沒有傳到外面。那時的問題和後來疫情傳開之後的問題有重大的本質性差別。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那時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好的政策來使它大大延緩向全世界擴散的速度，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當時我講的是防止擴散。為什麼當時沒能防止擴散呢？這就是我當時分析的問題。
我說，這是制度造成的。為什麼在一個集權制度下會造成疫情不能及時的控制住，不能及時的防止它擴散？這就回到了我前面分析的道理上。我前面分析的道理是，這樣一個集權主義大一統的官僚制度它是自上而下來統治的。它的下級既沒有權力也沒有動力去主動採取措施來應對突發事件，而且它甚至也沒有動力主動去全面地報告突發事件，尤其是當這個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它和地方官員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
因為地方官員在執行的時候，都是執行上級的最重要的命令。當突然來了一個事件的時候，上級並不知道這裡發生瞭如此重大的要影響全局的事情，這都是上級不可能知道的。那麼上級給的命令是做別的事情，所以下級就有各種各樣的動力來隱瞞（突發事件）。
疫情應對 集權制迥異於民主制
因此，這種制度就導致了對突發事件反應很慢，而且層層的官員都有動力來隱瞞。當年我寫的文章裡提到了當年蘇聯發生的核事故。那個事故其實跟中國是一樣的。這裡性質不同的是，這一次我們面對的是傳染病。在武漢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錯誤之後，這傳染病迅速的把疫情擴散到了全世界。因為當時武漢和全國的交通以及武漢和世界的交通，中國和世界的交通都沒有及時切斷，就導致了它迅速向全世界擴散，這才有了後面的問題。
至於疫情在全世界擴散之後，世界各國的反應當然有很多很多的經驗和教訓是需要學習的。在很多的經驗教訓背後也都有製度的影響，制度的影響就是你在像中國這樣的集權制度下，我們剛才講了，它的合法性來自它的業績（即當權者力圖要顯示給百姓看的一件成就）。
要是在民主制度下，它的合法性來自於選民的投票。由於它的合法性來自於選民的投票，因此政客們如何對待選民，如何獲得自己的合法性，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因為面對疫情的時候，你必須是面對選民是怎麼看的，選民願不願意你大規模封鎖。所以我們看到各國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做法。如果我們看的是民主制度國家，實際上我們需要了解的是當地的選民要的是什麼東西，是跟這個相關的。
中國發展道路是否是死胡同
問：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和成就雖然有許多爭議，但毫無疑問中國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局面導致世界各國對中國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前兩天看到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能打造出壓倒世界各國的人工智能產業來嘛》。經濟學人雜誌的寫手似乎也預設該雜誌的消息靈通、教育良好的讀者大都認為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面領先了。你認為中國確實是開創了一條有別於和優越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路徑了嘛？
答：很好的問題，簡單的答案是這樣的。實際上我們在經濟學裡討論一個國家發展的狀況，我們關心的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人圴GDP。
為什麼要這樣呢？是因為世界國家有大有小，而經濟發展的水平是要落實到每個人頭上的。我們按照這個標準來看，那麼中國是屬於中等收入國家，是中等發達國家。之所以全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原因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特別大，當它以如此之大的人口達到了中等發達水平以後，作為一個經濟體就變得超級大。
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們真的是要把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比，它的發達程度只是中等。從歷史上看，實際上是中國在回歸它在歷史上的一度的狀態。今天中國在世界上跟其它國家比，中國基本上是回歸到了十九世紀末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清朝末年中國是如何如何衰敗，實際上現在中國的狀態就相當於那個時候，也就是十九世紀末，1900年前後，是恢復到這個狀態。
當今中國仍是今非昔比
這樣的對比有什麼意義呢？這樣的對比非常重要。因為中國不是在創造一個新的時代，而是在恢復它在歷史上的狀態，而且還遠沒有恢復到它自己在歷史上強的時候的狀態。
如果我們要講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濟快速發展裡面有什麼重要的內容值得我們關注的，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的快速經濟發展實際上最主要的靠的是和國際秩序國際市場在一起。因為改革裡面的開放，對外的開放，以及對中國國民的開放。
這裡所謂的中國國民指的就是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完全沒有民營經濟。中國是靠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才使得中國的經濟能夠部分恢復到中國歷史上的狀態。這距離中國變成發達國家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再看一下全世界整體的狀態，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
全世界的發達經濟體除了個別的很少的是以能源為主的國家以外，沒有例外地完全都是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的是沒有可能變成發達經濟的。凡是市場經濟都有它配套的政治制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配套的政治制度一定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
沒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市場經濟是沒有可能走遠的。所以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才能變成發達的經濟體。中國離那個還有很遠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