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即將訪問被許多專家學者判定發生了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的新疆之際，眾多國際媒體5月24日報導說，最新來自新疆的包括5000多張當事人照片的公安部門外洩檔案顯示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驚人證據。但在維吾爾人和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看來，新疆的今天只是其昨天的一個延續。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a Smith Finley）博士通過她過去30年的研究為人們理解新疆的今昔提供了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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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學者芬利（2）：談新疆維吾爾人問題研究
5月24日，在巴切萊特抵達中國並準備前往新疆訪問之際，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芬蘭等國的主流媒體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依據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發布的從新疆公安機關外洩的照片和檔案所做的報導。外洩的內部文件再次證實中共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外洩照片中被任意逮捕羈押者，下至年僅14歲的女孩，上至73歲的老嫗。外洩材料還包括中共前新疆主管陳全國的講話，陳在講話中說公安人員對任何挑戰政府的人應當“先斬後奏”。
根據新披露的文件，國際媒體列出詳細的問題向中國有關官員、中國駐美國、法國、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發出查詢。但中國官員沒有對相關的問題做出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籠統地指責國際敵對勢力抹黑新疆形勢。
在被問到這些顯示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的檔案文件的問題時，巴切萊特的一位發言人表示：雖然不能證實外洩材料，但那些材料“與我們的關切相合”。
作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這次中國和新疆之行引起廣泛的關注、爭議、擔憂和批評。訪華期間，國際記者不得與她同行。批評者擔心本應是調查真相之旅變成中共政府操控的一場遮掩真相、粉飾太平的宣傳。
批評者說，最新披露的中國公安部門內部文件連同那些被任意拘捕判刑的維吾爾人的照片只是再次證實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實際上，這種羈押和監禁的規模之大以至於早就可以通過人造衛星圖片清晰可見了。
然而，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局對內對外的信息封鎖，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知道新疆究竟發生了什麼，維吾爾人作為一個民族究竟正在經歷什麼遭遇。
有觀察家和少數民族權利活動家指出，除了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之外，漢族人不了解維吾爾人的遭遇也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有關，因為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在中國掌控話語權的漢族政權所推行的教育總是強調漢族文化的先進和文明，少數民族文化的落後和野蠻。中國歷史教科書歷來強調所謂的外族野蠻入侵，幾乎從來不說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野蠻入侵、殺戮和強迫同化。
還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由於多元文化教育的匱乏，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其中包括許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幾乎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在強勢漢族文化壓迫下的屈辱和苦難，不理解他們的身份認同，不了解他們多年來為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而進行的種種反抗。這種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導致眾多的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只是刻板的印象，認為維吾爾人不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
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介紹了她對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和她所說的維吾爾人像徵性反抗的研究。
芬利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人們的自我認同總是在不斷演變
史密斯·芬利博士 （芬利提供）
金哲問：我看到紐卡索大學網站對你的介紹列出了你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在新疆的以及在國外的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你可以簡單地描述一下這種演變以及研究這種演變對維吾爾人有什麼意義嗎？
芬利答：這是個重要問題，涉及我過去30年的研究核心。人們的自我認同總在不斷演變。人們有多重身份認同。有些身份認同非常顯著，有些時候比另一些時候更顯著，其他身份認同退到背景之中。在早期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中，來自綠洲的人的身份認同是重要的，或許是他們最重要的身份認同。
但在1990年代也就是在蘇聯倒台之後、在中亞獨立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成立之後，我們開始看到在維吾爾人當中出現了民族獨立的期望，這種情況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假如我們把眼光放回到1930年代、40年代，那時在新疆出現兩場由維吾爾人和其他當地人發動的運動，成立了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獨立國家。一個是1933年到1934年在喀什，一個是1940年代中在鞏哈縣。
新疆維吾爾人最近的這種民族認同感的發展當然是蘇聯倒台以及邊境另一邊其他中亞民族獲得獨立國家引起的反應。這種發展的另一個背景是，新疆由一個漢人的控制是有限的邊疆殖民地區轉變為一個定居者地區。大量的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設施，鐵路和航空基礎設施都加速跟中國內地融和。新疆的自然資源也被加速開採。
在新疆的維吾爾人身份認同演變的由來
在1990年代新疆地區有很多的壓力。漢人定居者大舉進入新疆，隨著漢人定居者進入，當地人尤其是維吾爾人感覺到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維吾爾語被邊緣化，漢語得到優待。在教育方面，維吾爾人受到巨大壓力，要他們選擇漢語而不是維吾爾語作為學習媒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就業。
隨著1990年代的推移，維吾爾人越來越多地發現，即使他們能說流利的漢語，即使他們接受的是作為第一語言的漢語教育，在就業的時候他們仍然得不到僱用，只是因為他們是維吾爾族。維吾爾人常常指出我們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廣告，明確列出 “限漢族”。而加速開採新疆的自然資源也使很多維吾爾人感到憤怒。他們說，假如這裡只有維吾爾族，沒有那麼多的漢人定居者，這些自然資源可以夠我們用幾十年上百年，或幾百年。
另外，就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而言，還有一件事情，這就是宗教復興。這種宗教復興從1990年代後半尤其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跟全球伊斯蘭教在其他國家的流傳和復興是同步的。維吾爾人出國到麥加朝聖，伊斯蘭教產品被進口到新疆，新疆與外界有信息交流。但這種宗教復興的背景也包括對中國國內壓制宗教的反彈，即中國當局越來越用力鎮壓宗教。
維吾爾人有什麼樣的象徵性抵抗
問：你的研究方向還包括“新疆的象徵性抵抗的戰略”。對很多很多不了解這種象徵性抵抗的人來說，你要如何講解這個話題？
答：這是我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的課題。我在2013年出版的專著的題目是《象徵性抵抗的藝術》。這本書前半部分是根據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後半部分是根據我2000年之後、尤其是2002年和2004年在新疆進行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對象徵性抵抗戰略的長期的歷時研究，其中包括那些戰略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那些戰略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什麼變化。
在那本書中，我討論了一些和平的抵抗戰略。在這裡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在那個時段也就是從1990年代到2000年之後的那幾年所記錄的抵抗戰略都是和平的，日常的，不是暴力的抵抗。
我在新疆所觀察到的包括維吾爾人當中所流傳的有關民族的固定印象、反固定印象。他們用那些固定印象來對抗漢人對維吾爾人的固定印象。漢人對維吾爾人有什麼負面的固定印象，他們就提出對漢人的負面的固定印象來對抗。漢人對維吾爾人有什麼負面的固定印象，他們也用對維吾爾人的正面的固定印象來對抗。這是一種語言的、口語的抵抗。維吾爾人總是在談論這些固定印象，並以此來挑戰漢人的固定印象。
第二，我們看到維吾爾人對在新疆的漢人定居者有意地維持文化界線。於是，我們看到種種象徵性界線、空間界線、社交界線。空間和社交界線是很容易想像的。空間界線基本就是每個族裔社群自成一體，維吾爾人選擇不跟漢人交友，不去參加漢人的婚禮，不邀請漢人參加他們的節日活動等等。這種空間和社交的界線使我們看到維吾爾人住在舊城，而漢族人則住在新城。
史密斯·芬利博士 （芬利提供）
就像徵性界線而言，或許最好的例子就是時間。維吾爾人總是用當地時間，當地時間比北京時間晚兩小時。現在他們不能這麼做了，假如他們再這麼做，就會被認為是暴露出宗教極端主義，有些人就會因為這個失踪。
第三，當地人展示象徵性抵抗的一個方式是流行歌。一些流行歌手寫的民歌包含政治性信息，但那些政治性信息不是直言不諱，因為那麼做會太危險。那些信息都是以隱喻和寓言來表現的，但那些信息維吾爾人都很清楚。這種政治性信息的一個例子是199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我帶來家一個客人》。那歌曲講的是把一個客人迎來家，但那個客人來了就不走了。最後那客人把維吾爾主人趕出家，趕到荒漠上，從果園裡收走了所有的蘋果。這當然是隱喻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逐漸逼走維吾爾人。
我研究的維吾爾人的第四種象徵性抵抗是伊斯蘭教復興本身。人們回歸宗教象徵性地展示他們抵抗中共當局愈演愈烈的宗教打壓。伊斯蘭教的複興也是一種拯救自我，使自己變成一個有道德的好人，進而拯救維吾爾族。換言之，假如我是一個好的穆斯林，假如我抵抗宗教壓迫以及當局所推行的世俗化，假如我擁抱伊斯蘭教，回歸伊斯蘭教，我成為一個好的穆斯林，維吾爾族的命運就會好。
維吾爾人的第五種象徵性抵抗是跟漢族人通婚的禁忌，現在只有極少極少的維吾爾人跟漢人結婚。維吾爾人絕大多數都是在同族內嫁娶。在合適的結婚對象的高低排列中，跟漢人結婚絕對是禁忌，是萬萬不可，是在等級次序的最低級。這是一種表達抵抗漢人殖民化、漢人霸占和漢文化同化的方式。
我的那本書的最後一章討論了年輕人的問題，年輕人如何表達他們的象徵性抵抗。他們選擇接納來自中東、中亞和土耳其的大眾文化，而不接受漢人的世俗文化。他們飄過漢人的世俗文化，嚮往中東、哈薩克、吉爾吉吉斯坦、烏茲別克、土耳其的文化產品。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區域的建築風格和人們的文化選擇到了2016年開始顯得幾乎就是土耳其或中亞國家。在那裡經商的維吾爾人越來越多的是跟中亞和中東商人打交道。這也是一種象徵性手段,展示跟其他突厥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的親近，而不是跟中國文化的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