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7年裡，中國基本閉關鎖國與世隔絕，其表徵之一是許多學術門類如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學術話題如人權成為禁忌話題。在毛澤東死後將近50年的今天，中國迎來了禁忌話題層出不窮的新時代，對國家恐怖主義、種族滅絕或新疆問題的由來或現狀的學術研究成為禁區。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a Smith Finley）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就這些禁忌話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解說。
所謂的國家恐怖簡化地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出於自己的目的採取暴力或暴力恐嚇的方式迫使民眾就範的行為。對今天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億萬中國人來說，一個既很學術又很實際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在新疆對維吾爾民族和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施行的國家恐怖主義跟對漢人施行的有什麼不同？
另外，說到中共當局以暴力或暴力威脅禁止新生兒出生，為什麼這種事情發生在新疆維吾爾人身上就被國際學術界稱作種族滅絕，而發生在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身上（甚至導致中國人口增幅劇減甚至造成人口危機）就難說是種族滅絕呢？芬利博士就這些在當今中國屬於禁忌的學術和現實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最後，就眼下顯然是陷入死胡同的新疆局勢的出路問題，她提出了她的展望和希望。
芬利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同是國家恐怖 對維吾爾人與對漢人有何不同
金哲問：你2019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標題是 “當今新疆的安全化、不安全與衝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恐是否已經演變為國家恐怖？”你援引了學者露絲·布雷克利（Ruth Blakeley）對國家恐怖主義的定義，其中包括四個成分：
（1）必須存在一種針對平民的蓄意的暴力行為或暴力威脅，而該地已經通過先前的國家暴力行為建立了一種恐懼的氣氛；
（2）暴力行為必須是由代表國家政府或跟國家相聯繫的行為者進行的；
（3）施行暴力行為或威脅的目的是在認同受害者的目標觀者中引發極端的恐懼。
（4）目標受眾被迫考慮以某種方式改變自己的行為（不一定是政治行為）
一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漢人可能會一臉嚴肅地說，以上所有這些國家恐怖主義的成分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明顯的，因此，中國的漢族人也深受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之害。對這樣的一個漢人，你要說什麼？
芬利答：不錯，我聽到有人是有這種說法。我也跟在西方國家研究中國法律的一些教授交談過，他們認為不僅是維吾爾人受到這種（國家恐怖主義的）待遇，一些中國漢人也受到這樣的待遇。我對此完全認同。
我可以認同這種說法，即漢人的某些群體確實是遭受國家暴力和國家恐怖。要是舉例的話，可以說法輪功學員，一些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屬於沒有得到國家承認的地下家庭教會的人，人權律師，女權活動人士，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族群活動人士，希望保持1997年交還中國之前他們享有的政治和法律自由的香港人。
但是我要補充說明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對全部漢人人口實行恐怖，就像是它現在對全部維吾爾人實行的那樣。在新疆有多達兩百萬維吾爾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被關押在再教育營中或被判處長期監禁或被拘押從事強迫勞動。強迫勞動的工廠工資極低而且不准離開。那些工廠常常是不在新疆而是在中國其他地方。
新疆維吾爾人總人口是一千兩百萬，六分之一的維吾爾人被以某種方式拘押。與此同時，其餘的一千萬維吾爾人生活在常常被形容為開放式的監獄中。他們被迫放棄他們的母語，越來越多的被迫在學校學習漢語，被迫放棄他們的宗教，被迫放棄他們的文化風俗。他們生活在無休止的恐懼中，他們要無休止地害怕被認為是不可信任的人或極端分子，然後被送到拘留營或監獄中失踪。或者，他們要害怕他們的行動會影響到家人，導致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失踪。
同是阻止出生 為何有是否是種族滅絕的差異
問：說到種族滅絕和國家恐怖主義，直到幾年前，中國政府還在使用強力和其他嚴酷措施推行其一意孤行的一對夫妻一個孩子的政策。這種政策措施成效如此顯著，以至於中國現在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未富先老的嚴重人口危機。假如有人說中共政府不僅對新疆維吾爾人實行種族滅絕和國家恐怖主義，而且也對它治下的所有中國人實行，你對這種說法有什麼回應？
答：你提到的這種說法我先前沒有聽到，但我聽到一種有些相似的說法。我在微博上有時看到有些中國民族主義者貼出的有關種族滅絕的報復性指責，說不是我們（漢人）對維吾爾人實行種族滅絕，而是維吾爾或伊斯蘭極端分子對漢人進行種族滅絕。他們用的例子是2014年在昆明火車站發生的殺人事件和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汽車衝撞事件，中國當局認為那是自殺性恐怖主義襲擊。他們指出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在新疆發生的大量的暴力事件。
你剛才指出的那種說法跟這些說法有些不一樣，非常有意思。
首先我要說我絕對認同一些人、尤其是有非常虔誠的宗教信仰的人會認為中國早先的一對夫妻一個孩子的政策是一種脅迫性的阻止生育的做法，因此也是一種反人類罪。但種族滅絕的說法要想成立，那種政策就要有產生有目的地摧毀相當一部分漢人人口的結果。這是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所說的種族滅絕。但中國不是這種情況。漢人的人口在那段時間持續增長，儘管比早先增長得速率要低但仍然是在增長。
再者，種族滅絕罪通常是（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是）由一個更有力量的族裔針對相對弱小的族裔進行的，其動機常常是劫掠，獲取經濟好處，從受害族裔的土地搶占資源。這當然是典型的邊疆種族滅絕，我認為新疆就屬於這種邊疆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罪的動機也可能是道德性的，也就是犯罪一方認為受害方是邪惡力量，要掌控社會，要向更廣闊的社會滲透（因此必須予以消滅）。這顯然都不是一對夫妻一個孩子政策的情況。一孩政策對全國發布施行，其明確聲明的意圖是改善漢族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沒有劫掠性或道德性的動機。
最後，我要指出目前新疆的生育阻斷，強迫置放宮內節育器，強迫人工流產，強迫節育是發生在一種全國性的大背景之下。中共非常急於鼓勵中國人多生孩子，以扭轉勞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的局面，但中共認為維吾爾人是國家的敵人，是政治上潛在的不忠實力量。因此它不想維吾爾嬰兒出生，而希望讓更多漢族嬰兒出生。正是因為這種民族差別對待構成了種族滅絕。
對中國懷有友好感情並非空言
問：在獲悉中國政府把你列入一個制裁名單的消息之後，你立即發表聲明說：“自從2000年擔紐卡索大學的教職以來，我一直不懈地將來自英國、歐洲和更遙遠的地方的學生引入中國文化和政治世界，讓一批接一批的學生得到準備從而得以浸入中國文化，並每年到五個中國城市跟我們的學生現場見面。中國對我實行政治制裁，就失去了一個昔日盟友。”你說這話是開玩笑嗎？或者，你說這話的時候真的是認為中國當局有可能（不管是多麼遙遠的可能）把你視為盟友嗎？或者讓我這麼說吧：你認為你能做什麼可以幫助北京應對維吾爾人的情況？
答：我真不是開玩笑，我嚴肅得要命。
我在那個聲明里所說的絕對都是心裡話。從我在利茲大學開始學現代中文，我就選擇把我的整個一生投入到中國研究當中。我真正的做了。我先是在北京生活過，在1988、1989年體驗中國和中國文化。北京長久以來就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這世界上的一些最親密的心靈之友，一些全世界最好的朋友是在北京的漢人。
自1988年以來，我每年都去中國。我會每年在北京的餐館或咖啡館跟朋友見面，我們討論大事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我們總是坐在一起指點時弊。我愛中國。中國當局說我是中國的敵人。但恰恰相反，我希望中國強大、勇敢、獨立。我希望中國能盡善盡美，希望中國能夠避免我們先前所犯的錯誤，避免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先前在全世界四處殖民的做法。
中國在它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中經常說，我們將永遠不會走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政權過去走過的道路。但中國沒能認識到周邊地區的歷史，沒能意識到生活在那些地區的其他民族的同等權利，因此中國恰恰是在走過去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政權的老路。我說這個話我很難過，我看到這種情況我也很難過。中國可以做得比這個更好，比我們更好。
中國犯大錯誤令人痛心疾首
我認為中國在2014年犯了一個大錯誤。它把維吾爾學者、經濟學家伊力哈木判處無期徒刑。這個人是連接維吾爾文化和漢族文化的橋樑。這個人可以給中國最好的機會理解新疆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並使問題得到糾正。我做出過努力，其他的學者也做出過努力。我們發表研究報告，其中包括我2013年出版的關於象徵性抵抗的專著。
這些研究和其他外國學者的研究包含了理解維吾爾人不滿的所有線索。讀這些書，就會立即看到為什麼維吾爾人對中國的統治感到不快。這些出版物提供了可以應對動盪來源、如何達成民族團結與和諧的方略，而中國政府也說是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但中國政府選擇無視現實，選擇採取安全化（securitization），國家暴力、國家恐怖。這讓我傷透了心。我對中國過去五年發生的事情傷心至極。我先前從來不相信有一天我會看到在新疆能發生這些事情。
在我看來，就政策而言，中國共產黨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死角。我看不出中共還能往哪裡走。目前的狀況非常非常困難。例如，在新疆的漢人就對媒體記者說：我不知道他們把那些維吾爾人放出來會發生什麼，他們會非常憤怒，怨恨。看著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把新疆的形勢完全改變，我非常悲痛。
1996年大部分維吾爾人可能會願意選擇歸屬中國並願意從中國的體系內部獲得平等。現在絕大部分在中國國外的維吾爾人（中國國內的維吾爾人是什麼想法我們很難知道，因為他們不能自由地表達意見）都認為從中國徹底獨立是走出這場危機的唯一出路。對我來說，我認為化解目前局面唯一可能的不訴諸獨立的途徑是建立一個真正的真相與和解程序，就像我們在後種族隔離的南非以及其他經歷過國家恐怖主義的南美國家看到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