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歷史學者周傑榮談六四屠殺新研究（2）

華盛頓 — 

專訪歷史學者周傑榮談六四屠殺新研究（2）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共產黨當局出動其黨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和平示威者進行武力鎮壓，導致大約幾百名、幾千名無辜者打死。死者包括上班路上的工人，在街頭賣西瓜的小販，只是為了見證那一血腥的歷史時刻的旁觀者，外出給生病的孩子買藥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張望發生槍聲的街道的人。

鎮壓過後，中共當局不承認，不認錯，不道歉，不賠償，並對要求政府道歉和賠償的受害者家屬及其支持者進行騷擾，同時禁止學界和民間人世對那段歷史進行調查研究，禁止中國媒體談及那場鎮壓，即使是從歌頌中共果斷決策展開鎮壓的必要性的角度提起也被禁止。

對那場扭轉中國歷史進程的大屠殺的研究在中國被嚴厲禁止，有關的研究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主要是在外國進行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在外國發表。劍橋大學出版社剛剛出版的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社會歷史學學者周傑榮（Jeremy Brown）的新專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是六四研究的新成果。

周傑榮在書中如此闡述了他的總體研究思路：“在將北京屠殺作為歷史來處理的過程中，我採取了以受害者為中心的總體思路，指出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名字，指出屠殺推手的名字，徵引（受害者遺屬群體）天安門母親的調查成果，交代死者是誰，死時正在做什麼。”

關於屠殺主力和屠殺規模的問題，周傑榮寫道：“在進入北京的部隊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和空降兵第十五軍這兩支部隊表現尤其突出，它們分別從西面和南面接近天安門廣場時一路直接向平民射擊，對居民樓掃射，但很多其他部隊的軍人或者這是出於遲疑、恐懼或不願以平民為射擊對像沒有開槍殺人。那場屠殺是可怕的暴行。假如其他幾十支部隊也跟三十八軍和空降兵十五軍一樣急於開槍射擊，屠殺就要更惡劣得多。”

北京天安門附近遭八九六四大屠殺的學生與市民死難者。 （1989年6月4日）

作為一個外國的歷史研究者所面臨的局限，周傑榮也在書中表示了反思。他寫道，“北美寫六四研究的書或文章的作者所處的社會，他們所處的社會是崇尚父權、有性別歧視和白人至上主義的，這一現實也制約了學者決定什麼是值得寫。”

在接受美國之音就他出版的新專著所作的專訪中，周傑榮直言不諱地表示，他寫書這本書一方面是為了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的書是一種突破口。他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反駁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謊言。”

在採訪中周傑榮介紹了他所認為的他的新書比以往的六四研究有所推進的地方，並扼要回顧了過去三十多年六四歷史研究中他認為是最重要的或最值得關注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國國內的人在極端嚴酷的條件的研究。

以下是周傑榮採訪紀錄的第二部分。 （文中內容只代表他個人觀點）

金哲問：你在你的大作中指出，關於六四天安門屠殺，有許多人有意無意地聽信了中共的謊言宣傳，如六四屠殺的發生是柴玲之流的學生領袖在某後黑手的操控下蓄意挑釁將中共領導人逼入牆角招致的，如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早上天安門廣場沒有人被打死。在你看來，如此之多的人聽信中共的宣傳，是因為中共的宣傳力量太強，持續時間太長，信息封鎖太厲害，還是有別的什麼原因？

德國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 Arendt）有一句名言說：“說謊者俱有一種絕對優勢，這就是預先知道聽眾希望或期待聽到什麼，這就使謊言通常比事實更可信，更合乎情理。”你是否認同阿倫特的這一觀點？假如不認同，為什麼？假如認同，你認為在已經把信息封鎖做到世界第一、公眾的言說大都在中共政權掌控之下的當今中國，相對貼近真相的敘事出頭的希望或突破口在哪裡？

加拿大美國社會歷史學者周傑榮（Jeremy Brown）(周杰榮提供)

周傑榮答：我希望我的書是一種突破口。因為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反駁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謊言。我的目的是用寫調查性新聞的那種方法來寫歷史，來挖掘當時的真相。所以我的書雖然不能在中國發表，但將來有希望。我的很多中國朋友告訴我你必須要寫這本書，中國需要這本書，中國需要研究六四。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歷史學家做很普通的很一般的歷史研究，這是他應該做的。展示這一點也是一個突破口，這也是一種反對謊言、抵禦虛假宣傳的方式。

但是你說的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撒謊者有一種天然的優勢，我不是特別相信也不是特別同意。因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宣傳問題，也不是單純的謊言問題。特別是89年、90年、91年，中國人（在他們記憶仍然新鮮的時候）知道什麼是宣傳，知道什麼是假的。中國人非常聰明，跟各個國家的人民一樣不傻。他們知道什麼是宣傳他們知道什麼是真相。他們也知道中國共產黨用解放軍殺人非常可怕，非常恐怖。

這不是一個相信假新聞相信假信息的問題，而是你假如反對這個謊言結果是什麼？結果是被抓，你的家庭也會受到連累。這是恐怖所導致的結果。因此，突破口是消除了恐懼就有了好奇，想知道歷史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我現在可以研究、可以分析。所以突破口是你要離開恐懼的環境，才能突破假的宣傳。

我的一些學生都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到加拿大來學習歷史。他們還是有點恐懼感，因為他們沒能完全離開中國，他們還有家人在中國。他們會受到家人或中國駐溫哥華領事館的影響，所以有些害怕說錯誤會影響家人。但是他們相對更自由，沒有什麼更大的恐懼的事情。他們可以開始挖掘，可以開始學習。然後他們可以開始說，哦，這個是宣傳，這個是事實，這個是歷史的真相，這個是共產黨的謊言。

這個我也覺得是突破口。所以我看中國留學生在加拿大學習中國歷史，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希望。

問：假設你只有三分鐘的時間推廣你的最新著作的與眾不同的過人之處，你要說什麼？

答：我要說我的書有四個部分比較新鮮。

第一，我解釋了中國八十年代的背景，我的角度是要解釋和了解中國人八十年代為什麼那麼高興,，是因為他們享受了新的自由。為什麼不高興，是因為他們的期望被提高了，但他們沒有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自由。他們在八十年代不高興到願意示威的地步，是因為在八十年代發生了新的迫害。八十年代有兩大迫害，一個是計劃生育，一個是嚴打。很多人的自由，特別是生孩子的自由和談戀愛的自由被計劃生育和嚴打所限制了。我發現有些參加示威和抗議的人，他們是計劃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們是同情計劃生育的受害者。要么他們是嚴打的受害者，或者是同情嚴打的受害者。這些歷史背景可能有的人沒有完全分清。他們不知道八十年代計劃生育和嚴打的影響。

第二部分是北京大屠殺。 6月3號、六四有解放軍開槍，到六五、六六、六七還在殺人。我的角度與眾不同是很受天安門母親的影響。我是要強調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誰。是賣西瓜的人，是買早飯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給發燒的孩子買藥就被殺了。解放軍亂掃射，所以我在分析這些人他們在哪裡，在做什麼，他們的名字叫什麼以，並此來證明屠殺的非必要性，這是我對屠殺解析的新角度。

第三部分是，我介紹和解釋了北京以外抗議的新的事實。很多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絕食，自己的學生和當地城市領導或中共省委領導的對話，這都非常有意思。北京之外其他城市的對話展示了新的解決問題的渠道，特別是山西的學生和政府的幾次對話，越來越深，越來越嚴肅，越來越有意思。

分析北京以外的抗議運動就會發現很多新的內容，包括在處理、鎮壓和解決示威的問題上，很多城市的經驗都證明不需要開槍，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來解決這個運動。上海是一個例子。很多城市都是例子。只有八九年拉薩3月份有開槍鎮壓的事情，成都也用很暴力的方式鎮壓示威，北京當然六三、六四直接是解放軍開槍。這很沒有必要，因為中國很多別的城市解決問題時沒有使用暴力。所以，研究北京以外的八九年抗議運動也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思考（北京屠殺的）線索。

最後，我的這本書的新鮮貢獻是對所謂的“雙清”運動的分析。六四之後，八九年後半年，九零年很多人需要經過這個雙清運動。所謂的雙清運動就是清理、清查運動，很多學者完全不知道有過這個運動。當時的人必須要交待自己在八九年4月份、5月份做了什麼，周圍的人做了什麼。我分析顯示這個雙清運動很有意思，因為它跟過去的政治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很多不同。很多人不願意說他做了什麼，所以他們說假話混過去，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朋友。在當時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在所謂的“重災區”，比如說在新華社、人民日報或其他一些單位。更像是一個中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運動。

問：假設你只有三分鐘的時間向中國關心中國歷史、關心六四屠殺事件歷史研究的人介紹在過去的30多年裡在西方的學者對這個歷史課題進行的在你看來是最重要、有意義的研究，你會怎麼說？

答：最重要的研究是在加拿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寫的那本書《鎮壓人民》（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那本書也是關於六四屠殺的軍事歷史，那本書在九十年代初就出版了。卜正民八九年六四期間不在中國，但是他在八九年後半年和九零年去中國做了調查寫了這本書。他的書到現在還是比較可靠的，對六四歷史研究最大的貢獻是說明和解釋了解放軍進城即入侵中國首都的方式是很荒唐的，很悲劇的，那是一個有很多錯誤的失敗的政治決定。他那本書寫得不錯。

還有一本書是安戈（Jonathan Unger）寫的。他在澳大利亞任教，是社會學家。他主編了一個論文集，標題是《中國要求民主的抗議：來自各省的報告》（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Sharpe, 1991）。那本書收錄了很多著名學者寫他們親身經歷過在西安、在大連、在福建、在上海的見聞。那本書講的是北京以外的學生運動，有很多新鮮的內容，到現在還是一本很好的書。

關於學生運動，有一個中國人現在在美國任教。他的名字叫趙鼎新，他寫了一本書叫《天安門的力量：國家- 社會的關係和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他的那本書也有中文版，那本書非常好地解釋了各方各面的學生運動是怎麼開始的，有什麼問題。因為學生當然犯了很多錯誤，它不是一個完善的運動。所以，趙鼎新的那本書解釋了學生運動的來龍去脈，寫得挺好。

吳仁華於洛杉磯(吳仁華提供）

還有兩個華人，最關鍵的是吳仁華。吳仁華是我的榜樣，我研究六四歷史有什麼問題，有什麼不了解的細節，都是跟他聯繫。他寫了三本書（其中兩本是，Wu Renhua, 六四事件全程實實錄[The full record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Alhambra, CA: Zhenxiang chubanshe, 2014；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The martial law troops in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Alhambra, CA: Zhenxiang chubanshe, 2009）。 89年5月份、6月份他在中國，是政法大學教授。他6月3號晚上在廣場。鎮壓之後逃亡到香港，後來到美國，他現在在台灣。他的三本書寫得都非常好，雖然他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但是他是專業的學者。他的三本書是非常可信的。

另外一位女教授叫何曉清（Rowena He），她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她寫了一本《天安門流亡者》（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她採訪了王丹、沈彤，還有一位在廣州的一個學生運動領袖。來讓他們分析自己的經驗。那也是一本很好的書。

關於中共高層領導，也有學者研究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最優秀的學者是台灣成智大學的鐘延麟教授，很能分析，也很能從新的角度來解釋八十年代的高層領導的老人政治（Yen-Lin Chung, “The Oust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 The Roles Played by Peng Zhen and Other Party Elders,” China Review 19, no. 1 (2019): 89–122）。他寫得非常好。

這方面優秀的也有美國的學者朱利安·格維茲。他也是分析了1980年代的中國政治，特別是趙紫陽對改革開放做的貢獻（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但是，我說的這些著作還不是太多。因為研究六四的難度非常大、非常大，因為這是一個禁區。這是年輕學者不願意做的課題，因為太難了。如果你做這方面的研究，就可能就不能再去中國大陸了。但還有這些人做這方面的研究，這是很值得敬佩的。

問：我知道我這個問題有點強人所難，但我還是想問：你知道中國有學者在進行六四屠殺的學術研究嗎？我說的中國學者是主要是指中國大學裡的學者？你知道中國民間有對這一屠殺的學術研究的嗎？

答：作為中國的一個大學教授，你的工作任務是發表文章也是寫書。你在中國第一是沒有辦法進行六四研究，沒辦法去檔案館或做採訪做口述史，然後發表文章發表書，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中國人要做這方面的研究，他們只能是地下做，或者鼓勵我來做，所以我在中國大學的朋友都是鼓勵我做，因為他們不可能自己做。他們想做也不能做。

在中國做關於研究六四的人是已經失去了一切的人，是已經在體制外的完全不怕後果的人。這些人包括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張先玲，包括所謂的暴徒作家廖亦武。廖採訪了很多暴徒。因為他當時也被稱作暴徒，也坐了牢。他也找到了很多被投入監獄的“暴徒”。廖亦武敢研究是因為他失去了一切，他願意做這個。那些暴徒已經沒有單位，他們的生命已經被毀滅了，所以他們敢說話。

2020年6月4日，部分六四難屬在警方監視下到北京万安公募舉行集體悼念活動。 （天安門母親提供圖片）

丁子霖和天安門母親，她們的貢獻是最大的。對於我的研究來說。沒有她們的努力我就不可能寫成我的這本書。她們這些人經過了所有的做父母的不可想像的悲劇，所以她們願意為紀念她們的兒女而做這事。這是非常可貴的。

就中國大學教授而言，整個制度不允許他們做這方面的研究。如果你在制度外你可以做。但是這種情況我希望將來會有所變化，我也希望我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課題的線索。

我原來開始教天安門示威運動和北京天安門屠殺的課就是為了有朝一日中國再開放，能夠讓我去檔案館研究，可以自由地去採訪人，有朝一日我可以真正的做很專業的研究。但是我最後還是決定，乾脆現在就寫吧。因為歷史學家可以研究中國的八十年代，不需要等。雖然現在我們的資料不完整，限制很多，但我們可以拋磚引玉。所以我就開始做了，我覺得值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