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鬥爭》：新書揭示美蘇“冷戰”對美中競爭的啟示

華盛頓 — 

《黎明前的鬥爭》：新書揭示美蘇“冷戰”對美中競爭的啟示

30年前的12月26日，蘇聯解體，標誌著美蘇兩大陣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冷戰”結束。那段歷史對當下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有什麼啟示？美中競爭是否是一場新“冷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者、前美國國防部顧問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教授即將出版的新書《黎明前的鬥爭：冷戰歷史對當今大國競爭的啟示》（The Twilight Struggle: What the Cold War Teaches Us about Great-Power Rivalry Today）試圖為這幾個問題提供一些歷史視角。

“黎明前的鬥爭”一詞來自美國前總統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說。那次演講中最為中國人所熟知的是“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這一句。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他其實在號召美國人“為迎接黎明肩負起長期的鬥爭”（to bear the burden of a long twilight struggle）。

美中競爭，一場新冷戰？

布蘭茲在書中也用這個詞來指代“冷戰”。他說：“'黎明前的鬥爭'指的是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一種長期競爭，這種關係不是合作或和諧的，存在緊張，戰爭威脅始終突出。但它也不是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種熱戰，而是經典的'冷戰'鬥爭。”

在這位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長戰略規劃特別助理（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trategic Planning）的歷史學者看來，美國現在毫無疑問正在與中國進入一場這樣的鬥爭當中，也可以稱之為新冷戰。

他表示，這並不是說美中之間的較量就是美蘇“冷戰”的翻版。他說，兩者之間有顯著不同，比如美中之間的經濟聯繫與美甦之間的不同，現在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體係也與過去大不相同。

但是他認為，美蘇“冷戰”本身只是歷史上一系列大國競爭和衝突之一，不應將其看作單一或獨特的事物。他說：“這些競爭和衝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幾百上千年前，甚至是古代世界，這是國際事務中的正常組成，經常發生。因此美中競爭只是這種大國競爭的另一種表現。這些競爭有些是冷戰，有些變成了熱戰。沒有規律保證其走向哪一端。”

他說：“所以，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不是說，美中競爭是否完全像'冷戰'？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要問的是，這是否是更廣泛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冷戰”啟示

布蘭茲說，美蘇“冷戰”是美國唯一一次與另一個專制大國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大國競爭，並且尚有肌肉記憶，回顧那段歷史並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有助於美國應對現下的挑戰。

他說：“比如，那個歷史表明，我們需要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兩個方面來看待當前的競爭。'冷戰'顯然不僅僅是美甦之間的地緣政治鬥爭。那是一場關於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更優越的意識形態鬥爭。今天也有類似的維度。今天的衝突並非是'冷戰'時期的那種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更多地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衝突。”

他在書中指出，“冷戰”也是對製度和戰略的考驗：考驗美國是否能夠制定長期戰略、構建國際聯盟，是否能夠調動政府和社會參與競爭，是否能夠知己知彼。他說，在“冷戰”期間，美國需要在敵對中找到合作領域，考慮怎樣以及是否去分化對手，如何在多個戰區部署力量問題上做出艱難選擇，在戰略利益和珍視的價值觀之間做出權衡。

他說，對於美國來說，這些任務在未來幾年都非常關鍵，如果將“冷戰”策略盲目套用是戰略懶惰，但是無視“冷戰”所提供的洞見則是智識上的浪費。

布蘭茲在書中總結了12條美國可以從“冷戰”歷史中得到的經驗教訓，包括做好長期競爭的準備，深化聯盟體系，加強自身建設，捍衛和推動民主價值觀，重視外交談判，掌握競爭步調等等。他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將長期競爭作為一種心態和生活方式。

他說：“我的意思是，在'冷戰'期間，與蘇聯的鬥爭確實重塑了美國政府和社會的很多方面。它改變了美國政府的組織方式，對種族關係和政治經濟等國內議題也具有深遠的影響。……儘管當時存在爭議，但大多認為這種競爭會持續很多年，認為美國要繁榮，就必須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忍耐力。我認為，如果美國今天要有效應對中國的挑戰，就需要這種心態。”

在布蘭茲看來，美國大概率能夠像“冷戰”一樣，在新的大國競爭中勝出。他說，美國雖然面臨一些內部和外部挑戰，但是美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美國還有許多盟友，這是中國無法匹敵的。

他說：“我想，成功與否將取決於美國是否奉行明智的政策：它是否能夠為印太地區提供一個經濟願景，幫助各國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當台灣海峽等地出現脆弱時，它是否能夠迅速採取行動應對？它是否能夠加強自身技術能力的投入，從而在半導體等關鍵領域保持領先地位？我認為，美國擁有實力和內在力量，使其在這場競爭中表現出色。”

熱戰風險

與一些學者一樣，布蘭茲也擔心美中之間的競爭可能會有滑向熱戰的風險。他認為，由於經濟放緩、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中國是一個實力達到頂峰的大國，即將步入衰落，因此可能會在機會窗口關閉前做出激進和危險的舉動，武力攻台是其中之一。

他認為，美蘇“冷戰”之所以沒有導致熱戰，得益於核威懾和北約這樣緊密的聯盟體系，但是“問題是，這些將會如何有效地適用於美中競爭。”

布蘭茲認為，美國未來幾年的當務之急之一不僅僅是加強自身的軍事能力，或是台灣的軍事能力，還應鼓勵地區盟友在協防颱灣、台海威懾方面做出一些貢獻。

以下是專訪主要內容：

記者：您新書的標題是“黎明前的鬥爭”，這指的是怎樣一種鬥爭？

布蘭茲： “黎明前的鬥爭”指的是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一種長期競爭，這種關係不是合作或和諧的，存在緊張，戰爭威脅始終突出。但它也不是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種熱戰，而是經典的冷戰鬥爭。在書中，我用它來指稱美蘇“冷戰”，約翰·肯尼迪總統在1961年著名的演講中將其稱為漫長的黎明之戰。

記者：為什麼美國應當回顧那段“冷戰”歷史，從中吸取如何贏得大國競爭的經驗教訓？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場新“冷戰”當中？

布蘭茲：我在書中提出的論點並不是美中競爭完全等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兩種競爭有明顯的區別，比如美中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遠高於冷戰期間的美甦之間的經濟聯繫。競爭的地理區域也不同。但我的論點是，美國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做好準備，與一個超級專制大國進行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長期競爭，那就是在冷戰期間。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美國在長期競爭中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如果我們想更好地了解各國必須克服哪些挑戰才能在這場長期的競爭中進展良好，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冷戰史。

記者：那麼那段歷史對當下美中之間的競爭有何啟示？

布蘭茲：我認為它告訴我們很多。比如，那段歷史表明，我們需要從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兩個方面來看待當前的競爭。“冷戰”顯然不僅僅是美甦之間的地緣政治鬥爭。這是一場關於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更優越的意識形態鬥爭。今天也有類似的維度。今天的衝突並非是冷戰時期的那種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更多地是民主和專制之間的衝突。現在顯然正在爭論哪些制度更適合21世紀的世界各國和人民。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經驗可能是，美國需要考慮如何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內開展競爭。冷戰期間美國戰略的優勢之一是，它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讓美國可以選擇在某年採用何種具體政策來應對某個危機。這種戰略也為美國政策提供了長期方向。美國決策者明白，他們試圖做的是遏制蘇聯的影響，直到蘇聯體制的內在弱點導致蘇聯政權變革或崩潰。美國今天並不一定需要追求相同的戰略。但我認為，如果美國在美中競爭方面有類似的理解和類似的理論，那將會有所幫助，因為這將有助於調整在此過程中所需的各種政策。

記者：這引出了下一個問題和討論，也就是美中兩國之間的競爭或對抗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您對此有何看法？

布蘭茲：沒有什麼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儘管我認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發生顯著對抗競爭是非常有可能的。基於幾個原因。一是，我們知道，當新興大國崛起時，它往往會造成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因為它們想要比過去擁有更大、更廣泛的利益。如果中國仍佔全球GDP的2%左右，而不是16%或17%，如果中國的軍隊還完全沒有能力穿越台灣海峽，而不是這種能力看起來日益增強，那麼美中關係就不會那麼緊張。因此，隨著中國變得強大，中國利益和美國利益自然會在某些地方開始相互碰撞。

兩國終歸可能會有競爭的另一個原因是兩國的政治模式截然不同。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一直感覺身處於一個由民主超級大國領導的世界當中很不自在，因為國際秩序所基於的自由主義原則與中共統治中國所依據的非自由主義原則完全不相容。所以，把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來看，這不是說兩國間對抗的必然性顯著增加，但是發生這種對抗是非常有可能的。

記者：您在書中總結了美國可以從冷戰歷史中獲得的12個經驗教訓。您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布蘭茲：我可能會選我總結的最後一個經驗，那就是如果美國想在應對中國影響的鬥爭中取勝，就必須再次將競爭視為一種生活方式。我的意思是，在冷戰期間，與蘇聯的鬥爭確實重塑了美國政府和社會的很多方面。它改變了美國政府的組織方式，對種族關係和政治經濟等國內議題也具有深遠的影響，比如，對美國教育體系的影響非常突出。正是因為與蘇聯的競爭被視為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這自然就對廣泛領域的決策產生很強的影響。儘管當時存在爭議，但大多認為這種競爭會持續很多年，認為美國要繁榮，就必須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忍耐力。我認為，如果美國今天要有效應對中國的挑戰，就需要這種心態。​

記者：台海緊張關係升級讓人擔心美中之間的較量可能會演變為熱戰。對於美甦之間的“冷戰”為什麼沒有演變為熱戰，有不同的解釋，比如大國領導人不希望再有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核威懾等等。這些因素對於當下來說是否仍然相關？

布蘭茲：我想這看情況。我認為，“冷戰”和平之所以得以維持，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使美甦之間的戰爭成本對於雙方領導人來說都非常高昂，因此產生威懾作用。另一個原因就是在1940 年代後期構建的美國聯盟體系。這個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擴大，基本上包含了全球很多地區，向蘇聯表明，如果這些國家受到攻擊，不僅會導致局部戰爭，還會導致一場美國參與其中的全球戰爭。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威懾。

問題是，這些將會如何有效地適用於美中競爭？我擔心，我們正邁向一個非常緊張和非常危險的時期。一是我認為核威懾在美中競爭中可能會比在美蘇競爭中要弱。美國更可能會使用核武器來保護西歐免受蘇聯的攻擊，但我認為，美國不太可能會使用核武器來保衛比如說台灣免受中國攻擊。隨著使用核武器的確定性下降，就會有爆發常規衝突的可能。這是一個原因。其次，我認為，西太平洋沒有與冷戰期間的歐洲相同程度的多邊主義威懾。冷戰期間，我們有北約，這是一個區域範圍的軍事聯盟，它高度製度化，如果蘇聯發動戰爭，基本上就會觸發西方的全面反應。這與我們今天在西太平洋的情況不太一樣，我們在那裡有一系列雙邊聯盟，但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襲擊，還不完全清楚這些聯盟間的聯繫有多緊密。

所以我認為，美國在未來幾年的當務之急之一不僅僅是加強自身軍事能力來保衛台灣，也不僅僅是鼓勵台灣人這樣做，還要鼓勵地區盟友考慮如何能在應對台灣衝突中提供威懾和防禦貢獻，我認為這將對中國的判斷產生更大的影響。

記者：讀完這本新書，我感覺美國在這場“黎明前的鬥爭”中，也會像在上一場“冷戰”中一樣贏得最終的勝利。我的解讀是否正確？

布蘭茲：我希望你是對的，而且我認為美國有很好的機會能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中獲勝。事實上，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美國仍然是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在東亞面臨一些嚴峻的軍事挑戰，但總的來說，美國在經濟、軍事和技術方面都比中國要強。美國還有大量的盟友可以提供支持，而中國沒有。

我想，成功與否將取決於美國是否奉行明智的政策：它是否能夠為印太地區提供一個經濟願景，幫助各國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當台灣海峽等地出現脆弱時，它是否能夠迅速採取行動應對？它是否能夠加強自身技術能力的投入，從而在半導體等關鍵領域保持領先地位？我認為，美國擁有實力和內在力量，使其在這場競爭中表現出色。

記者：對於美中兩國是否進入了一場新冷戰，現在有很激烈的辯論。您在前面也提到，美中競爭與美蘇“冷戰”不同。你如何看待將美中競爭類比為“冷戰”？你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新“冷戰”時期嗎？

布蘭茲：正如我所說的，我認為，在“冷戰”類比這個問題上，過去和現在毫無疑問存在顯著差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與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經濟關係大不相同。競爭的地理因素也不同。當今的國際體系的性質與1947年不同。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停止將“冷戰”視為單一或獨特的事物。“冷戰”本身只是一系列大國競爭和衝突之一，這些競爭和衝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幾百上千年前，甚至是古代世界，這是國際事務中的正常組成，經常發生。因此美中競爭只是這種大國競爭的另一種表現。這些競爭有些是冷戰，有些變成了熱戰。沒有規律保證其走向哪一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不是說，美中競爭是否完全像'冷戰'？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要問的是，這是否是更廣泛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記者：您希望中國讀者從您的新書《黎明前的鬥爭》中有哪些收穫？

布蘭茲：說實話，這本書我不是為中國讀者寫的，我是為美國讀者寫的，因為我最感興趣的是，嘗試為有關美國應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的辯論提供一些討論。話雖如此，我認為，這本書涉及的一些方面可以讓任何國家的人受益。例如，我談到一個國家可以如何與對手競爭，同時又與這個對手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談判甚至合作的問題。美國和蘇聯能夠在軍備控制問題上合作，他們在冷戰期間能夠在核不擴散、根除天花等其他問題上進行合作。當然存在一些領域，在這些領域與中國開展一定程度的合作是有益的。我不清楚這在如今是否可能。我想，中國讀者可以從這本書的那部分內容中獲得些收穫，因為那部分涉及兩國也許可以合作的方面。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