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拜登(Joe Biden)總統上任之際，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達到了創紀錄的低點。去年，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時期，蓋洛普就美國領導力在60個國家和地區所做的民調顯示，對美國領導力贊同率的中間值只有22%。
美國的全球形像在拜登執政六個月後有了大幅回升。根據蓋洛普8月間在46個國家和地區所做的民調，對美國領導力的讚同率中間值達到49%。
范德堡大學歷史學者托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說，拜登出任總統之際，他的參照標準非常低。他說：“除了非常少數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多數外國領導人都不喜歡唐納德·特朗普，於是乎，只要不是特朗普，立刻就有了優勢。”
不過，施瓦茨說，單憑自己不是特朗普，拜登走不了太遠。雖然拜登是從前任那裡繼承了從阿富汗撤軍的最後期限，但是他災難性的執行方式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際信譽和有關他執政能力的國內名聲。
“恐怖主義加劇了，塔利班的接管導致制裁，這讓阿富汗處在嚴峻的人道危機之中，而這有可能導致大規模飢荒，”威爾遜中心的南亞事務高級顧問邁克爾·庫格爾曼(Michael Kugelman)說。“我認為美國倉促混亂的撤軍被認為跟這些結果有關聯。”
哈德遜研究所沃爾特·P·斯特恩傑出研究員肯尼斯·溫斯坦(Kenneth Weinstein)說，倉皇撤軍背叛了西方和其他盟友，包括阿富汗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的女性，她們在塔利班統治下受苦最多。他還說，今後，美國總統請求盟友為了共同目標而做出犧牲時會更加困難了。
溫斯坦認為，拜登政府對南部邊界的處理方式是另一個失敗。他說，隨著危機加劇，美國已重歸“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摻水版本，而拜登-哈里斯政府曾在2020年譴責這些政策是不人道的”。
美國回歸了嗎？
在前總統特朗普多年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之後，拜登釋放了截然相反的訊息，宣布美國回歸，重新將多邊主義和外交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重新加入多邊組織，重新返回退出的協議，並對抗疫和氣候變化等國際事務有了更多的參與。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與美洲項目主任萊斯利·文賈穆里(Leslie Vinjamuri)說：“如果用全球參與來衡量成功，而且把2020年當作基線，那麼，拜登總統執政第一年完全是矯正性的。”
在對美國之音提出的一個問題做出回應時，白宮新聞秘書詹·莎琪(Jen Psaki)列舉了幾項成就。她說，美國在一些全球最大的挑戰中恢復了領導地位，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同時還恢復了聯盟關係，化解了與歐洲國家的貿易糾紛並通過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和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而提升了印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關係。
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將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並在網絡、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方面推動三國間的高科技合作。哈德遜研究所的溫斯坦說：“如果我們能夠在2042年的期限之前真正交付這些潛艇，這項協議有可能改變印太安全態勢。”
然而，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推出時讓法國措手不及。這項協議取消了巴黎之前與澳大利亞簽訂的660億美元的常規動力潛艇協議。這被普遍視為另一項外交政策失誤，而且是拜登政府的訊息與政策之間脫節的一個例證。
美國企業研究所駐所學者達利博爾·羅和(Dalibor Rohac)認為，拜登政府對傳統盟友沒有顯示出多少重視，空有言辭，卻沒有拿出實際行動來表明自己與特朗普時期出現的一些孤立主義有什麼不同或改善之處。羅和還提到，拜登政府執政後，針對歐盟的旅行禁令和關稅仍持續了數月，這也表明言辭和行動的脫節。
羅和說：“總統是否能夠彌合言辭與行動之間的差距是他如今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與俄羅斯
特朗普政府時期，管控與北京的戰略競爭是一個關鍵準則。當下，在拜登政府時期，這仍然是給美中關係做出定義的框架。
拜登11月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視頻通話，討論“繼續努力負責任地管控”美中關係，兩國在貿易、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及最近的軍事實力方面的競爭有失控的危險。
陷入困難的美中關係最棘手的是台灣議題。民主自治的台灣島被北京視為有待統一的省份。
“美國要求中國不要把對台灣的壓力升級。中國要求美國不要莽撞並試探'一個中國'政策的極限，”威爾遜中心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說。“對兩國的指控都成立，雙方都處在無法重新考慮自身政策的位置。”
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沒有消停。最近幾個星期，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烏克蘭邊界附近陳兵數万。普京說，他希望防止北約東擴，這是拜登與普京12月視頻峰會的焦點議題。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歐洲、俄羅斯與歐亞項目研究員安德魯·洛森(Andrew Lohsen)說：“我們在此間看到的俄羅斯聯邦的一些行為是要提醒美國，俄羅斯仍在，仍然有意要尋求它的利益，這些利益不能被忽視。”
俄羅斯在12月17日公佈了向西方提交的範圍廣泛的新的安全倡議，包括讓北約保證不僅不再進一步東擴，而且還要削減在烏克蘭和東歐、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軍事活動。提議還包括禁止向可以打擊到對方領土的區域派遣美俄軍艦和飛機。
美國進步中心的資深研究員馬克西·伯格曼(Max Bergmann)說，俄羅斯希望華盛頓與莫斯科“坐下來劃分世界，彷彿是在1921年，而不是2021年。”俄羅斯的嚴厲要求似乎肯定會被美國和盟國駁回。西方盟國堅持認為，莫斯科不能對北約聯盟的擴展發號施令。
拜登政府表示將繼續與莫斯科與北京進行高層對話，不僅為了避免衝突，而且尋求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合作，比如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諸如伊朗等地區事務。
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文賈穆里說，到目前為止，拜登的威懾與外交接觸雙管齊下的策略還沒有導致重大挫折或負面後果。“但是，要在一個力量出現轉移而技術發生改變的背景下捍衛基於規則的秩序，而且是在首要大國奉行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體系的世界裡這樣做，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未來並不確定，”她說。
此外，范德堡大學的施瓦茨說，普京威脅烏克蘭，習近平鎮壓香港民主，恐嚇台灣而且被控對維吾爾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這些都助長了一種敘事，那就是：拜登政府過於軟弱，面對咄咄逼人的對手，未能挺身堅決捍衛美國利益和價值觀。他說：“伊朗仍然桀驁不馴，朝著獲取核武器邁步，這加強了那種形象。”
其它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朝鮮。拜登政府似乎不急於達成協議，除非金正恩承諾逐步廢除他的核武器項目。另一個問題是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不斷發酵的緊張關係。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已經達成一年多了，拜登政府重新建立了被特朗普切斷的與巴勒斯坦人的關係，但是在推動更為廣泛的中東和平方面並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民主與專制
拜登政府將與對手的關係置於一種全球鬥爭的背景之下，在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之間劃出了一道界線。
“我們將為我們的盟友挺身而出，反對強國通過強佔領土、經濟脅迫、技術剝削或散佈謠言等方式壓制弱國的企圖，”拜登9月21日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中說。“但我們不是在尋求——我再次強調——我們不是在尋求一場新的冷戰，也不是在尋求一個分裂成僵化陣營的世界。”
而中國和俄羅斯恰恰指責華盛頓培養“冷戰思維”。12月9日至10日，拜登主辦了有一百多個參與方與會的民主峰會，中俄領導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峰會的一個星期後，習近平與普京舉行了他們倆人之間的視頻會晤。
雖然一些活動人士盛讚民主峰會“加強民主並抵禦威權主義”以及打擊腐敗與推動人權的目標，但是有些分析人士告誡說，不要走得太遠。
韋爾斯利學院米爾德里德·萊恩·肯珀政治學教授斯塔西·戈達德(Stacie Goddard)認為，如果拜登把他的民主對專制的框架推廣得過寬，那會失去在全球議題上的合作領域，比如與中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以及與俄羅斯磋商軍備控制。她說：“這類全球議題確實需要某種跨意識形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