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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法後美國極需“船舶法”？海事專家籲補貼造船業以備與中國開戰
為了保持對中國的技術優勢，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在半導體領域採取了美國歷來並不願意施行的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美國海事專家呼籲，拜登政府亟需通過類似的“船舶法案”（Ships Act），大規模補貼和振興本土造船和修船工業。如果美中爆發曠日持久的常規戰爭，目前美國造船業薄弱的工業基礎不足以支撐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戰鬥力。
美國總統拜登8月9日簽署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分別向先進製程半導體領域、成熟工藝半導體製造領域和半導體研發領域投資280億、100億和110億美元。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9月6日宣布，通過該法案獲得補貼的美國科技公司將被禁止在中國打造尖端或先進科技設施，禁令有效期10年。
美國智庫西格摩研究所(Sagamore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退役海軍上校傑里‧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8月29日在美國《國家評論》發文稱，儘管美國製造的芯片很可能比在中國等海外製造的成本更高，但如果戰爭爆發，美國仍將有可用的芯片。
美國智庫西格摩研究所(Sagamore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退役海軍上校傑里‧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照片來源:智庫網站)
出於同樣的戰略考量，亨德里克斯認為，美國總統應該簽署“船舶法案”, 大規模地將造船和修船能力本土化（onshore）。美國既不能依賴外國建造的船隻來往美國港口運送貨物，也不能依賴外國製造商來生產海軍和商船所需的關鍵部件，這些能力都會在戰時被扼殺，構成危及國家安全的巨大戰略漏洞。
美國海軍作戰司令麥克·吉爾戴（Mike Gilday）也在8月25日傳統基金會舉辦的活動上表示，海軍增加更多艦艇的最大障礙是工業基礎能力有限。
美國造船業無力維繫長期戰爭
亨德里克斯在上文中指出，美國在二戰期間有50多家公共和私人造船廠，可以建造或修理長度超過500英尺的船隻，但這個曾經是世上最強大的造船國今天卻只剩下不到20個造船廠。
相比之下，按總噸位計算，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國是中國、韓國和日本。中國有19個現代化造船廠，以驚人的速度生產商用和海軍艦艇，其中一家造船廠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美國所有造船廠的總和。
位於馬里蘭州的國防諮詢公司FerryBridge Group主管、曾任巴爾克利號驅逐艦指揮官的退役海軍軍官布萊恩·麥格拉斯（Bryan McGrath）告訴美國之音，美中兩國的造船工業基礎根本沒有可比性。
“中國的工業基礎是一個龐然大物，而美國的造船工業基礎相較於美國的經濟規模及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則小得離譜。這種差異最明顯的軍事影響是，如果衝突在近期爆發，而且持續時間超過第一輪的屠殺，中國將有能力更輕鬆地彌補損失。其次，中國將在修船能力方面享有巨大優勢。” 麥格拉斯說。
在戰艦方面，長期撰寫海軍報導的記者、威廉瑪麗學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項目的合作與傳播總監亞歷山大·伍利（Alexander Wooley）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仍然能夠生產世界上最先進的軍艦和潛艇，不幸的是數量太少；中國擁有更多軍艦，雖然能力不如美國，但是正逐步在船舶技術和質量方面縮小差距。
美國前副助理國防部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和前白宮國安會幕僚長格雷(Alexander Gray) 8月18日投書《華爾街日報》指出，60年代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還擁有28家能夠建造遠洋海軍戰艦的造船廠；到了90年代，太平洋艦隊的作戰區域內只剩下2個海軍造船廠和不到20個船塢，遠低於海軍需求。
“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快速生產和維修的國防工業基礎，美國就像是一支只能踢上半場比賽的足球隊。”文中寫道，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加劇了緊張局勢，美中戰爭可能在未來10年內爆發。
一旦戰爭爆發，伍利指出，除了軍艦數量外，中國解放軍具有更接近其本土基地的優勢，並且可能在其陸基空軍和火箭部隊的保護之下。火箭部隊（Rocket Force）的明確任務是瞄準美國軍艦，這些軍艦完全在其導彈的射程之內。
他表示，美國艦隊船隻更少，意味著中國可以對每艘船集中發射更多的導彈，從而提高擊沉概率。
“在這樣的戰鬥中，美國和台灣擁有更多船隻將是一個優勢，因為被任何一枚導彈擊中都可能對軍艦造成毀滅性影響——正如俄羅斯大型巡洋艦莫斯科號（Moskva）被兩枚相當簡單的烏克蘭反艦導彈擊中後沉沒。一兩枚導彈擊中目標，就可以迫使軍艦退役甚至沉沒……中國還擁有海上民兵的優勢，其龐大的捕魚船隊無疑會在發生衝突時與解放軍合作。”
2022年4月俄羅斯大型巡洋艦莫斯科號（Moskva）被兩枚烏克蘭反艦導彈擊中後沉沒(Twitter圖片)
曾著有《建立並維持一支海軍：為什麼海軍至上是美國的首要戰略》（To Provide and Maintain a Navy: Why Naval Primacy Is America's First, Best Strategy）一書的亨德里克斯對美國之音表示，以足球為例，美國一旦參與台海戰爭，打的是客場比賽：必須穿越廣袤的太平洋，打造一個由油輪、貨物、食物和彈藥組成的後勤列車，以維持部署在太平洋前線的艦隊、向台灣提供援助。
“美國屆時最有效的平台可能將是核動力的快速攻擊潛艇，能夠在水下非常快速地穿越太平洋，然後將派遣戰鬥後勤船，以便補充導彈、魚雷和食物。因此，他們將能夠在那種環境中真正進行戰鬥。航空母艦和水面艦艇等將在戰役後期出現在潛艇後面。 ”
亨德里克斯強調，美國艦隊的規模在上述情形中至關重要，“問題是能夠維持多久？美國真的需要擴大艦隊。我在書中呼籲美國擁有456艘艦艇來建立和維持海軍，因為這支艦隊的規模足以贏得戰爭，也足夠來維護和平。”
在商船領域，伍利指出，中國海軍的擴張也得益於其龐大的民用商船建造計劃。目前有三個國家生產了全世界90%以上的商船，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商船建造有助於直接或間接地補貼海軍建造軍艦。美國沒有可與之相比的商業造船基地。”伍利說。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國防概念與技術兼職研究員邁克·羅伯茨（Michael Roberts）(照片來源:智庫網站)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國防概念與技術兼職研究員、曾擔任美國海事公司Crowley Maritime高管的邁克·羅伯茨（Michael Roberts）告訴美國之音，美國幾乎放棄了商業造船和維修行業，特別是大型商船的生產明顯落後於中國。
“美國商業造船廠幾乎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必須依靠'瓊斯法案'（Jones Act）之下有資格在美國國內貿易中運營的船舶訂單才能生存。”
他指出，中國的大型商船訂單可高達1529艘，位居世界第一，幾乎佔全球總量的一半；雖然每年美國造船廠建造了數百艘小型船舶（拖船、駁船等），但美國大型商船(大於1000總噸) 的訂單不到十艘，而後者可以在台海戰爭中發揮重要的後勤補給作用。
美國可否再現二戰造船史輝煌？
二戰期間，美國實行緊急造船計劃（The Emergency Shipbuilding Program），快速建造了近6000艘船，將部隊和物資運送到盟友和外國戰區。
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建議道，美國需要效仿戰時造船經驗，致力於將乾船塢從不到20個增加到30-35個，將現有的7個大型造船廠發展到10、11個，並且利用目前軍方對大中型無人水面艦艇的新要求，將這些合同轉向中小型船場，分佈在比如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或五大湖沿岸地區。
“我們現在需要這樣做。二戰時許多在1942年對美國非常有用的工業化實際上是在1939年開始的，有些船隻進行長達三年的採購才進入艦隊。”他說。
伍利（Alexander Wooley）則認為，美國造船業的二戰傳奇難以重寫。主要原因包括，美國造船廠和建造商幾十年來紛紛倒閉，或者併入大型軍工集團。由於獲得資助的軍艦數量減少，資金缺口導致造船廠解僱熟練的工人、中堅力量轉行。
長期關注海軍議題的記者、威廉瑪麗學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項目的合作與傳播總監亞歷山大·伍利（Alexander Wooley）(照片來源:大學網站)
此外，伍利補充說，美國也未能在主要基礎設施上進行投資，一些幹船塢已過百年高齡並且缺乏浮動干船塢（floating drydocks），“船舶等待數年才能得到維修——碼頭上沒有空間，沒有勞動力來進行維修”；美國也不再擁有曾經的海外軍事基地網絡（network of overseas bases），或者不再有以前的運營能力。
“造船業受益於連續性，美國沒有儲存很多未開發的浪湧能力（surge capacity）。”他說。
以有足夠戰鬥力的現代軍艦為例，伍利指出，這是涉及多個行業、極其複雜的有機體，比如一艘新的美國航空母艦會用到來自45個州的2000多家公司的設備。
“軍艦廣泛依賴一系列大型和專用硬件，以及最複雜和最緊湊的組件——例如，微芯片和半導體供應鏈中斷將極大地影響造船業。這是一個國家問題。美國海軍並沒有無限的導彈、魚雷和艦炮砲彈的彈藥庫存——這些也需要作為國家優先事項。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美國船隻可能會很快從垂直發射單元(VLS) 發射大量導彈——這些導彈需要得到補充，以免船隻在進行空襲時彈藥耗盡。”
美國“船舶法案”應包含什麼？
1981年，裡根政府採用保守的自由放任經濟原則，單方面取消造船補貼，一些亞洲和歐洲國家選擇增加政府補貼以搶占造船市場份額，填補美國退出後的真空。
位於馬里蘭州的國防諮詢公司FerryBridge Group主管布萊恩·麥格拉斯（Bryan McGrath）(本人提供)
麥格拉斯（Bryan McGrath）指出，即使發生全球戰爭，美國造船業重建工業能力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二戰式的痙攣性增長（spasmodic increase）非常不可能再現。”
他分析道，矛盾的是，美國造船工業基礎之所以萎靡，也要歸咎於過去50年推動美國經濟大幅增長的主因——隨著全球化和專業化（glob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的浪潮，在外國建造、修理、配備船員和掛旗的船舶變得更便宜、更高效。
但是這種單純追求經濟效益的道路後患無窮，正如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所發現的，美國本土的商業海上工業基礎與海軍造船能力緊密相連。
麥格拉斯建議，美國國會需要對造船業投入大量財政資源來補貼必要的投資和收購；開展工作培訓以激勵造船勞動力；作出跨越多代的連續性承諾。
“20年前，這種需求已經非常迫切。只要美國一直以有效配置（efficient allocation）的模式來運作經濟，就不會擁有符合海軍需求的商業海上工業基礎……美國國防部的職責是保護（protect）民主資本主義，而不是實踐(practice)它。”他說。
亨德里克斯也在《國家評論》的文章中呼籲，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保守主義需要與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的實用主義相結合，補貼和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必須成為美國造船業的一部分。
“船舶法案”將引導政府資金對現有造船廠進行現代化改造，同時指導建設更多的造船和修船廠，增加供應鏈的韌性和多樣性。這些努力應該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極地區，以及美國國內的大河流系統（great river system）和五大湖區域(Great Lakes)，遠離脆弱的海岸，就像二戰期間一樣。”
“這個國家在傲慢的時刻相信自由已經戰勝了共產主義和威權主義，然後走上了一條使美國工業脆弱化的純粹經濟道路。但歷史和戰爭的罪惡會帶著復仇捲土重來。美國不能再遵循知識性的經濟理想主義道路，這導致我們處於工業孤立狀態。”他寫道。
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為主戰場的時代，亨德里克斯對美國之音提醒說，美國是作為一個海上強國立國的，其財富、貿易、身份與海洋息息相關，“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需要做出有意識的決定——美國將再次成為海上強國，投資商業造船，投資海軍造船和修船能力。”
“我們需要仔細研究造船工業基礎，確保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如果美國在太平洋與中國這樣的大國爆發海戰，這一基礎將能夠真正支持和顯著擴大美國海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