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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對話：駐華外媒記者的減少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損失
隨著簽證挑戰和安全問題迫使更多外國記者從中國境外進行報道，國際受眾正在錯過許多消息。
近年來，記者紛紛從北京或上海等城市遷往台灣、韓國或新加坡。
美國之音（VOA）採訪了五位目前在境外報道中國的記者，他們表示，遠距離報道讓他們感覺與中國更加脫節，進而可能扭曲和阻礙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
為《紐約時報》在台灣進行報道的儲百亮（Chris Buckley）說：“這確實在各個方面限制了你對中國發生的事情的看法。我認為，歸根結底，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真正在中國報道正在發生的事情。”
儲百亮在中國報道數十年，但在2020年，中國政府拒絕延續他的簽證，他不得不離開中國。
由於中美兩國在簽證問題上針鋒相對，華盛頓對中國國營駐美機構工作人員的簽證數量設置了上限，儲百亮成為當年被驅逐、簽證續簽被拒或拒籤的幾名記者之一。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稱，華盛頓和中國政府於2021年同意放寬簽證限制，但由於中美就該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獲得在中國進行報導的簽證仍然是個問題。
台灣——這個日益受到關注的地區——已成為一個受歡迎的新的大本營。
台灣外國記者會（Taiwan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會長周浩霖（Thompson Chau）告訴美國之音：“近年來，在中國工作的困難和風險已經驅使幾波外國記者來到台北。”
一位常駐台灣的記者說，即使中國和台灣之間只有大約100英里的距離，台灣島“與中國的聯繫也越來越少”。
這位曾在中國工作過數年的記者說：“我們得到的是更多潔本式的報導。”她要求匿名，因為她的雇主沒有授權她與媒體交談。
由於採訪受限，記者們說他們必須找到新的辦法來完成工作。而一些記者——如Axios的貝書穎（Bethany Allen-Ebrahimian）——則從未獲得過長期記者簽證。
除了在2015年和2016年兩次前往中國進行報道外，貝書穎一直在境外報道中國。
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曾向她提供一個駐北京記者的職位，但中國政府在2019年拒絕了她的簽證申請。
貝書穎現在常駐台灣，此前在華盛頓工作了數年。她告訴美國之音：“我一直都必須非常有創意，找到新的辦法來報道那裡發生的事。”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在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美國之音的聲明中駁斥了中國政府限制記者在華工作的說法。
發言人劉鵬宇說：“中方一貫歡迎外國媒體和記者依法依規來華採訪報導，並為他們提供便利和幫助。只要不違反法律，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可以說任何話。”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數據，中國是世界上監禁記者情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消息提供者的沉默
遠距離報道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很難找到願意開口的消息提供者，其中許多人已經對外國媒體心存戒備。
“你在電話裡只是一個陌生、虛無的聲音。為什麼會有人冒險和你說話呢？”一位記者告訴美國之音。這位記者是2020年被驅逐出中國的美國記者之一，他要求匿名，因為他的僱主沒有授權他與媒體交談。
記者說，如果不親身經歷，記者也幾乎不可能了解中國或任何地方的生活狀況。
在台灣為《華盛頓郵報》報道中國的馬思潭（Christian Shepherd）說，他很想報道淄博這座曾經默默無聞的城市如何在今年早些時候成為中國的燒烤勝地。
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我們不能親臨現場，就不值得了。”
距離意味著所有那些喧囂和氣味——所有讓中國與眾不同的色彩——都只是回憶了。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中國研究員王亞秋（Yaqiu Wang）說，儘管存在挑戰，但是，有記者在中國境內展開工作至關重要。
她說：“人們在中國時會受到監視和騷擾，但他們仍然想呆在中國，即使有很多麻煩，因為這樣才能有最好的報導。”
她說，距離也會對什麼樣的報道做得了和做不了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到全球受眾所看到的中國形象。
貝書穎說：“你看到的文章會不成比例地更偏向於國防報道、國家安全報道、以及‘中國政府是威權的和惡劣的’報道。”
她補充說：“這把中國非人化了。它把中國變成了一個概念，而不是很多可貴的民眾的家園。”
那位被中國驅逐出境的匿名記者補充說：“我認為，毫無疑問，國際社會對中國發生的事情的了解已經大打折扣。 ”
習近平有生之年還進得去中國嗎？
記者和分析人士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更好的採訪機會和更多的人文報道可能有助於提高中國的全球聲譽。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通過國家控制的宣傳渠道“講好中國故事”的理念。
但記者和分析人士表示，試圖通過封殺記者來影響外國媒體的做法適得其反。
王亞秋說：“這絕對不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她說，既然中國政府經常抱怨西方不了解中國，“那就讓外國記者進入中國，採訪普通的中國民眾”。
馬思潭等一些記者對他們能夠返回中國抱持樂觀態度。
其他人則不那麼樂觀。貝書穎說：“我絕不認為這會在習近平有生之年發生。但我可能錯了，我也希望自己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