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大臣宣稱將官民攜手抗衡“經濟脅迫”，並通過外交幫助提升經濟實力。專家表示，日本已經通過防衛裝備移轉，聯合友好國家共同對抗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並轉移投資至具有相應產能的國家，以脫離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以防衛裝備移轉給“同志國”共抗經濟脅迫
日本外務大臣上川陽子3月11日在東京出席與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的懇談會，併發表了演講。她強調，為抗衡憑藉經濟實力向對方國家或企業施壓的“經濟脅迫”，官民合作不可或缺，表示決心要通過外交幫助提升經濟實力，扭轉“失去的30年”局面。
上川陽子說：“要開拓新的經濟外交前線，官民合作的形式也必須隨著時代需求進行改變。”她表示，東京的外務省將努力掌握經濟界的願望和戰略，“駐外使領館將展開更積極的日企支持工作”。
據共同社當日報導，上川陽子還談及了有機地結合外務省和駐外使領館的網絡，構建全日本態勢的官民合作體制，“旨在強化經濟外交的共創平台”。她透露將新設具體落實工作的“經濟廣域擔當官”。
曾經代表日本外務省派駐北京，並擔任過日本眾議員的皇學館大學現代日本社會學部副教授村上政俊(Masatoshi Murakami)對美國之音表示，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措施包括提高關稅、採取檢疫措施、拒絕通關、限制重要貨物的出口等，而且手段愈來愈多樣化，因此日本政府需要加強採取反制措施。
他指出，日本政府在兩年前頒佈的《經濟安全促進法》，就是反制中國經濟脅迫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也正在加快與包括七大工業國集團(G7)在內的盟友和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
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勛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日本已經用防衛裝備移轉作為外交手段，與“同志國”共同對抗中國為了政治目的將經濟依存關係武器化的經濟壓迫。
他說:“防衛裝備移轉是日本連攜‘同志國’，也就是Doshi Koku-聯合志向相同的國家一起來抵抗中國的新局面，這樣不僅能夠以量產降低生產成本，還能將防衛裝備出口和外交關係結合在一起。”
蔡錫勛指出，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會長小野寺五典多次強調向第三國出口次世代戰機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和英國、意大利正在共同開發次世代戰機（第六代戰機），輸出的目標就是“同志國”，在形成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的防衛裝備陣營同時，也形成經濟脅迫的反制陣營。
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劉易鑫表示，去年開始中國持續性的經濟放緩，房地產、汽車市場、科技產業、新興能源產業方面，加之持續性的美中對抗態勢下，日本受到了最直接的影響。
他告訴美國之音:“就外交政策上，若能透過促進官民合作的交流方式，建立一套可脫離中國供應鏈的原料依賴，應該可抵抗中國持續性經濟放緩及美中對抗產生的壓力。但首先日本需要做到的是先止損，脫離去年開始的遲滯後，逐漸轉移投資至具備有相應產能的國家。”
劉易鑫表示，就供應鏈而言，稀土、鋰礦等礦產是當下在原料層次上的競爭，尤其在推動新能源的項目上，原料會是主要問題，若日本透過外交手段延伸到貿易合作，藉由美國取得於南美洲礦產國的合作，並結合韓國、台灣與印度重塑供應鏈體系，可降低中國帶來的影響，而在供應鏈中最受矚目的芯片則會成為管制與經濟脅迫的焦點。
芯片禁令的後續措施恐使日本面臨更大的壓力
美國已經與日本、荷蘭等盟友合作，對中國芯片產業實施全面的出口管制，日本也從去年7月開始限制23種關鍵芯片製造設備出口。
對此，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劉易鑫認為， 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令會是一項重要指標，取決於美國將繼續實施多少嚴格的限制。
他說:“如果美國實施二級制裁的話，這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日本公司被發現向中國出口相應的物資，日本就會被禁止與美國開展業務，這樣對日本來說會有較大的壓力。”
劉易鑫指出，日本對中國的芯片管制引起中國芯片廠高層呼籲政府“對日本政府執意破壞中日半導體產業友好合作關係的情況採取果斷反制”，在美中科技戰的框架下，中國同樣會對日本採取與對美國相同程度的反制，表現在經濟脅迫上恐怕讓日本吃不消。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勛認為，目前重點放在GDP成長目標5%的中國比較希望與日本維持良好的經貿關係，特別是正值美國大選白熱化的時期。
他說:“中國應該會想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改善日中經濟關係。岸田首相即將以國賓身分訪問美國，美日同盟這幾年更加緊密。如果川普回鍋當總統，他是合理的生意人，喜歡‘交易’，中國應該不希望同時和美國及日本在經濟上交惡。”
蔡錫勛指出，一般人很容易誤解為日本從中國賺很多錢，所以會在外交上讓步，其實近年來日本對中國都是貿易赤字，中國為了緩和貿易赤字，不得不將輸入轉向南方國家。
與全球南方的經濟合作 日中獲得的信任大不同
關於與被稱為“全球南方”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上川陽子3月11日在懇談會中表示，將通過展開結合地區情況和歷史背景的細緻外交，借這份活力的“東風”幫助經濟。
皇學館大學現代日本社會學部副教授村上政俊表示，對於南半球的國家來說，將日本和中國作為經濟夥伴進行比較時，最大差異是信任。他說，當今日本與中國對外的態度截然不同，日本對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在領土或主權上的侵略野心，也不會對國家施加過度影響。
村上政俊指出，日本的另一個特徵是不會單方面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在建立關係的同時支持對方未來的發展，包括經濟、體制等發展，比起中國自然更加受到南半球國家的信任。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錫勛認為，日本在全球南方的發展潛力遠高於中國。他表示，由於許多南北球國家沒有成熟的國安法，在習近平政府對於境內外國人愈發嚴厲無理的措施下，會引起外國投資方的不安。
他說:“有一些自民黨議員在抱怨，叫我去中國，不曉得回不回得來。在中國的日本企業人士也很擔心會不會突然被逮捕，連典型親中的二階派老大二階俊博眾議員也因為政治資金問題失勢了。”
蔡錫勛指出，以2023年訪問台灣的日本國會議員人數為例，訪問台灣者高達120人，訪問中國只有其十分之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對國家體制的信任差異。
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劉易鑫認為，這樣的信任關係放在經濟合作上也適用。
他說:“台灣與日本的合作本來就密切且深入，從這個基礎延伸向南若可以進一步與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這些東盟國家達成合作，無論產能、供應鏈與原料效益都可以與中國抗衡。”
劉易鑫表示，轉移產能到其他東南亞、印度等國家可以換來更穩固的經濟夥伴，共同擺脫來自中國的經濟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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