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黃榆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
9月的最後一星期，北京的管理層再次以不可思議的激進方式改變了政策，央行降息降準並向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大規模直接注入資金，還有在節後出台金融、福利等配套政策的傳聞，期望重啟民眾的經濟信心，阻止大衰退的到來。
一時間，中國輿論大嘩，充滿了觀望、嘲笑和投機。在中國國慶日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低迷的上海股市終於收復了3000點，而當日上午長達近一小時的交易系統宕機，則讓坊間流傳著1995年“327”國債風波重演的耳語。
如此熟悉的政策劇變，卻更像2022年11月底“動態清零”政策戛然而止的重演，也讓更多中國人懷疑，在2024年的9月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在看似平靜、穩定的中國，街頭沒有“白紙”，沒有不同尋常的大規模聚集，北京也沒有政變的跡象，而當局的一切應對卻表明彷彿面對著一場無形的革命。
過山車式的統治？
雖說今天中國的輿論早就不復存在2003-08年間公民社會上升期間的民意代表，2012年以來的社會清洗已經根本閹割和控制了公眾輿論，但是依稀僅存、間斷性產生的輿論一旦爆發，便頗具驚人的政治影響力。這是看似極權且顢頇的中共體制與大眾與社會菁英的微妙互動所在。
上一次“輿論大嘩”就發生在9月初，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偷跑”方式出台了退休金修改法案，一時激起全民憤怒，儘管這種不滿並沒有多少公開表達的管道，只是在私底下形成一個普遍的社會氛圍，抑或以各種暴力方式呈現出來，譬如9月18日在深圳發生的破產中年刺殺日本兒童案。
該案發生後，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以同情受害者、譴責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煽動的紀念方式再次顯示了政治存在，如同兩年前他們在“動態清零”的最後階段的抗議和衝擊，最終匯成全國街頭的“白紙革命”，迫使北京當局在幾天後迅速結束了極端管制政策。
類似的激進改變同樣存在其他公共領域，大大改變了中國的政策週期，而這個週期還有加速縮短的趨勢。譬如說，從1970年代初以降，隨著中共領導體制輪調的逐漸正常化，中國的政策調整基本呈現10-15年的周期性，與中共幹部的代際更迭有關，也反映在國民經濟增長率的變動週期上。然而，從2012年中共逐漸形成個人威權體制，取代了以往的集體領導制並對黨內派系和社會力量進行大規模清洗後，中國政治週期的既有動力機制已然瓦解，代之以中國領導人個人與新的不確定週期力量的賽局。結果，就是政策變動的周期越來越短，週期震盪幅度越來越大，中國內部的政治動盪隨之加劇。
例如，2016年2月當局提出的“拆牆打洞”，號召拆除小區圍牆，解放小區，促進道路微循環。這項政策立即觸動了缺乏安全感的中產階級社區，不僅政策毫無進展，且到第二年5月就反向變形為整治北京胡同的“拆牆打洞”亂象，繼而在當年11月發展為驅逐“低端人口”的暴力政策。
北京針對教培業的打擊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活脫一個鬧劇，卻管中窺豹地展現了中國最新政治週期的動員邏輯和結束機制。在“國進民退”的鼓囂中，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中國2021年7月突然對教培業進行全行業打擊，其力度超過了通常的產業管制，而以社會清洗方式展開，超過2014年初開始的“淨網”與“掃黃”。以新東方為代表的整個教培業大面積破產、轉型，資本市場失去了一個高現金流、在線技術和線下人力結合的優質行業，中國私企也失去了一個最具海外拓展前景的反向，中國中產階級則失去了階級再生產的助力器。這項產業打擊來自中國領導人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的講話，這一講話表達了中國統治集團對教育開放的極度敏感，襲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胡錦濤、周永康等對公民社會與顏色革命關係的極度恐懼。但在三年打擊後，面臨經濟大衰退和民企信心的喪失，北京當局終於在2024年重新承諾開放、搞活教培產業。
難怪有人將這種現象歸納為“自嗨-打臉-爛尾”的循環，也有人歸結為中國領導人面對大眾的孤獨，也是他自己製造的民粹主義局面，只好以自己一腳踩油門、一腳踩煞車的控制方式艱辛探索、砥礪前進。帶來的，便是過山車式的統治，幾乎所有激進政策的出台都毫無預警和溝通，卻在眾聲喧嘩中回到原點。
柔性抵抗還是無形革命？
譬如，北京對雄安的大規模開發，完全基於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如同秦始皇對阿房宮、希特勒對新柏林城的熱愛一般，從2014年最早提出到2017年形成“千年大計”設想、2018年國務院正式啟動，儘管指令性要求在京國企總部和若干三流大學遷入，卻難敵體制內的柔性抵抗。類似的爛尾情形同樣存在「中國製造2025」。
即使2024年7月剛通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議”，試圖比肩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但是國際社會對其中為輸出過剩產能服務的所謂“新質生產力」表示了懷疑和抵制，一場全球範圍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已經開始，也是對中國早在2013年就開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最新回應。當然，在過去一周，大衆又看到了這個歷史決議之核心精神“固本培元”的突然破產。 9月26日上午，聯準會降息後的幾天，在四中全會前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國領導人自我否定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展現出一副全面對內緩和的姿態。
似乎，在“白紙革命”過去兩年後，來自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柔性抵抗正在全面瓦解中共統治集團的基本路線，迫使中國領導人自我調整。只是，這項重大調整，並不說明中國領導人尚有實用主義一面，或懂得及時回頭；也不代表調整後，跟隨總路線一起動搖的體制力量能夠繼續效忠，確保領袖權威不動搖。相反，中國過山車式的統治模式本身正在顯示中國內部的離心力量有多強大，幾近革命的前夕。
首先，從新冠疫情以來逐漸形成的後疫情觀念正在形成普遍的社會柔性抵抗，即“我們是最後一代”、“躺平”、“垃圾時間”等正在改變青年人、中產階級、和體制幹部的馴服心態、消費習慣和生育意願等，形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不合作主義，尤其體現在越來越普遍、跨階級、跨年齡的反消費主義、反奮鬥和反意識形態的新價值觀，在政治體制和社會力量之間自我劃下了一條越來越深的鴻溝。
其次，十二年以來北京政策的無數次爛尾循環，或者過山車式的統治，尤其體現在國進民退、改革開放的反覆較量上，毋寧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巨大矛盾，按照中共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也難以否認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巨大矛盾，其實體現在中國統治者十二年以來拒絕市場經濟的基礎邏輯－資本對未來預期的共識形成和開放性要求，而試圖以基於對過去或歷史的意識形態解釋取而代之，即有關未來預期和固定過去兩種觀念、兩種現實觀的衝突。在這兩種現實觀衝突的現實主義層面，則是資本力量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與競爭，儘管後者也在試圖發展創新，或者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操縱全民對未來的預期且曾經獲得成功。
更為現實的，當北京政策的爛尾次數累積到足夠多，當北京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徹底摧毀了資本、市場和社會對未來的預期或者這種預期的聚合可能即共識，那麼，未來預期一旦陷入崩塌，譬如「歷史垃圾時間」的隱喻如訥言一般流傳開來，意識形態也隨即瓦解。這也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國家與資本結合層面的瓦解。
在這意義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極為吊詭的革命前夕：中共過去十二年的極權主義化正在摧毀它自身的存在基礎，無論國際的還是內部的，無論體制的還是認識的，無論財富的還是精神的。只不過，大衆或許已經搞不清楚，這究竟是中共鼓吹的自我革命的非預期結果，還是在“白紙革命”後又一場無形革命的到來。
唯一能肯定的，北京當局似乎覺察到了巨大的危險，不僅是可感知的大衰退到來的危險，而且是因為無聲之中開始的進程，一場發生在領導人個人和他之外所有人之間的反覆博弈，正在不可知的回歸原點。
2024年的秋天，無論對美國政治或中國政治或全球政治來說，都是如此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