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來由於企業營收困難或倒閉增加,勞工欠薪爭議頻傳,且欠薪的行業從房地產擴展到其他行業。勞工專家說,中國整體經濟下滑造成討薪潮提前,而建築業、汽車製造業和出口部門則成為2024年欠薪的“重災區”。更值得關注的是,地方財政捉襟見肘也造成公部門大量拖欠薪資,這種情況恐怕危害社會安全與執政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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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的重慶天氣驟冷,被欠薪的勞工同樣心寒。今年剛從大學畢業的劉女士在一間飯店擔任服務生。她工作一個月後卻沒收到工資,嘗試向酒店主管討薪,原本議訂月薪人民幣3000元(約410美元),最後只爭取到一半工資。她的這個飯店工作不含餐食,加上交通和住宿成本,這個薪水等同無酬工作還倒貼2000元,這使她很氣憤,但又無奈。
劉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內地欠薪這事不知道發生多少,企業也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好欺負,只能當做吃一次虧。”
事實上,這不是劉女士第一次遭遇欠薪。她曾在火鍋餐廳工作了10天,店長卻以「實習生隨便給點」為由,僅支付底薪400元,對原先說的“提成”不認帳。
劉女士說,討薪抗議作用不大,因為女性身分加上年紀輕,缺乏社會經驗,許多勞務工都經歷類似遭遇。
欠薪在勞動市場的“恐怖平衡”
因安全考量不願具名、在重慶一家汽車零件工廠工作的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公司至少一兩百名老員工是殘疾工人,每個月逾1萬人民幣(約1380美元)的殘疾補貼都被公司“吃掉”,每人只發放幾百元。
吳先生說,企業從中扣取補助很常見,勞工心知肚明卻敢怒不敢言。
吳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公司從國家給殘障人士的補助中間扣錢是常有的事,都是聾啞人,還有很多手腳有問題缺陷,想到公司收留殘疾人就不錯了,勞工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怕惹麻煩,企業心不是一般地黑。”
吳先生稱,內地官商勾結很普遍,公司有“後台”,在當地有“勢力”,即便政府知道企業“坑”了幾百萬人民幣補貼也能免於受罰。而資方在外享有“福利公司”榮譽稱號,營運還有稅費優惠和國家採購或資金補貼。
他說,有殘障的全職員工月平均收入5,000元,每天工時14小時,全年無休,省吃儉用年收入僅4-5萬。
吳先生也說,內地消息封鎖嚴密,老百姓遇到欠薪幾乎求助無門,少數勞工為了追討工資集體向企業抗議,或向國家勞務局告發,但通常抗議沒用,掀不起大浪,工人除了口頭罵人別無他法。
他無奈的說,“出頭鳥”的下場會很慘。即使旁人站出來為工人爭取欠薪,也可能被“倒打一把”,被批評破壞現況等。勞工為了賺口飯吃,習慣遇事選擇沉默,形成“恐怖平衡”。
吳先生也提到,許多勞務工會尋求中介派工,但沒有人監督、權力沒有限制。他說,重慶常發生勞務公司跑路的事。而大公司欠薪也是尋常事,以營運困難等理由,騙取員工信任卻任意扣薪,員工一是怕被解僱,二是受限年齡不易求職,通常欠薪仍持續工作。
討薪潮提前將是“新常態”
在中國,除了基層勞工,許多白領也面臨欠薪困境。
《華爾街日報》11月30日報道稱,中國汕尾市數十名醫護人員11月聚集在一家公立醫院大廳要求支付被拖欠的薪資和獎金。 《瀟湘晨報》12月1日也批露中國幸福航空一名飛行員被拖欠9個月工資,部分幸福航空員工兼職送外賣、跑滴滴補貼家用。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異言網》(China Dissident Monitor)負責人史凱文(Kevin Slaten)說,中國今年討薪潮提早至9月、10月啟動,年底涉及討薪的抗議有增加趨勢,相較過去討薪高峰期則在春節前兩個月。
《異言網》發布的7-9月調查共記錄了937件抗議,其中41%是勞工抗議,與經濟訴求有關的抗議比2023年同期增加27%。整體而言,約四分之三的異議事件與經濟不滿有關,包含工人抗議拖欠工資,業主住房計畫停滯等。而中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信訪案例中,拖欠工資爭議佔10%,實際討薪佔更高比例。
史凱文對美國之音說:“房地產的危機造成了大量建築工人欠薪的情況,而且這個行業處於困境已經幾年了。最近有如碧桂園與融創這種大開發商陸續陷入債務危機,全國很多建築項目無法完工。”
有關資料顯示,廣東和陝西是人均抗議事件最多的地區。史凱文說,廣東作為中國生產中心,移工數量眾多,所以很多抗議與工人討薪有關。至於陝西為何人均抗議事件位於第一名,目前原因尚未明朗。
史凱文說,金融危機後也曾發生因宏觀經濟下滑導致討薪潮,但不同的是,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負債比當時多,因此政府的刺激措施不如以往有效,討薪潮提前將是“新常態”。
另一方面,史凱文觀察到,在中國公開集體抗議有風險,但許多工人仍選擇此法維護權利。原因之一是政府指定的正式管道,如信訪和其他行政投訴管道限制多或過程過慢,問題最終無法解決。另一個原因是公開抗議能成為施壓公司妥協或政府介入的策略。
企業欠薪呈現惡性循環
澳洲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說,中國私部門的欠薪普遍存在各個行業,而今年建築業、汽車製造業和出口部門則是欠薪重災區。
他分析說,建築工地的勞工缺乏完善的合約保護,因此建築業欠薪最劇烈。而中國傾國投入電動車生產,汽車製造涉及繁多零件生產,在高度競爭下,多數企業營運虧本,許多電動車組裝廠要求提供零件的供應商降價或延長帳期。
史鶴凌說,“企業欠供應商帳款、供應商欠工人工資,是惡性循環”。
他說,中國沒有幫助勞工發聲的途徑,既無獨立司法系統、也沒有工會,非政府組織也被趕出中國,工人走投無路只能用非常極端的方法討薪,2024年發生在中國一系列的暴力行為,多數與沒有適當管道解決社會不公有關。
另外,由於美國與歐盟以關稅壁壘阻止中國出口產品,中國2024年整體出口不振,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出口企業面臨資金流不順暢的困境,也出現對工人欠薪、對供應商欠款的情況。
史鶴凌說,企業沒錢就想盡各種各樣的“怪招”,除了欠薪,也會剋扣殘疾補助金、養老金、減少醫保支付等,長此以往對社會整體穩定會產生極大負面的影響。
公部門欠薪恐撼動中共執政穩定性
史鶴凌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公共部門的欠薪,在近年發生頻率變高、程度更嚴重,主要原因是中國宏觀經濟和地方政府債務的惡化問題。
根據中國財政部11月29日發布的數據,全國地方政府債務截至10月餘額約人民幣45.3兆元。但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2023年8月估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累計高達94兆元。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各級政府積極“找錢”,透過向當地或跨省企業追討稅收,對民間則增加停車等罰款,甚至利用“釣魚執法”來彌補財政不足。
史鶴凌指出,現在中國地方公共財政捉襟見肘,稅收不足以還債,更沒有預算薪水。
而中央政府推出10兆債券企圖解決地方債,史鶴凌形容“中央最多只能解決十分之一問題,還有十分之九的問題怎麼辦?”
他對美國之音說:“基層的公共部門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基礎,醫院、涉及到警察、涉及到其他的公共服務的部門也欠債的話,這實際上就意味著會引起很多很多的社會的問題,會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執政的穩定性。”
顯然,這種情況引起了中國當局的擔憂。 《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就業促進與勞動保護工作領導小組11月19日召開治理欠薪冬季行動動員部署視訊會議,要求「依法從嚴從實糾治各類欠薪問題,全力保障移工工資報酬權益,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史鶴凌認為,當北京當局以中央文件的方式來督促問題,說明中國欠薪“非常非常嚴重”,必須要靠中央以極端方式解決。但他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想解決但沒有錢,很困難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