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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鬆綁中國科技民族主義要抬頭？
中國政府在對國內科技企業進行一年多的嚴厲監管打壓後，最近釋出安撫信號，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劉鶴公開表態支持平台經濟、支持科技公司海外上市。但分析指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仍畏懼數字經濟的“無序擴張”，在如何允許科技產業自由空間的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不一。與此同時，清華大學教授建議以高額徵稅逼走外國產品、巨額補貼劣等國產貨，分析人士批評該產業政策將把中國帶向固步自封的科技生態“孤島”。
總理喊話安撫科技產業專家：不能高興太早
中國政府近日頻頻釋放旨在重振科技民營企業信心的信號。總理李克強5月18日在雲南主持召開會議時說，政府“支持平台經濟、數字經濟合法合規境內外上市融資”。
主管經濟事務的副總理劉鶴本週二（17日）在與百度、奇虎360等科技企業高管舉行會議後也表示，要支持平台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支持數字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以開放促競爭，以競爭促創新”。
這一信號被外界視為中國科技公司遭遇的監管寒冬即將結束的跡象。香港恆生科技指數星期二上漲約6%；蔚來集團、愛奇藝、阿里巴巴和騰訊等中國數字平台企業在美國股市也紛紛上揚。
過去一年半以來，中國政府以反壟斷、保護數據安全和隱私等理由，加強了對互聯網及相關科技公司的整頓和監管，重創了科技公司營運，讓許多公司的市值在一夜之間大為縮水。
《金融時報》援引彭博統計數據顯示，自2021年7月監管打壓達致頂峰以來，在香港和紐約上市的中國科技企業市值縮水將近2萬億美元。
但分析認為，中國政府對科技平台的發展態度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與商學院講師亞歷克斯·卡普里（Alex Capri）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中國的科技公司仍然處於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這一情況今後也將持續。”
他說：“我們能否指望螞蟻集團那樣大規模的個人借貸網絡、成規模的個人小股東的股票投資的回歸？會不會出現挑戰國家金融穩定、挑戰中央銀行或國有銀行地位的事物？不，那不會發生了。”
卡普里認為，當中國政府需要科技企業配合其宏觀政策方針時，北京很願意與科技平台合作，打造數字人民幣、區塊鍊網絡這些被認為具備戰略意義的技術基礎。“這很棒，是一筆大生意，一筆大收入，但一切都要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明確規定的。”卡普里說：“歸根結底，一切都必須符合他們對經濟如何運行、數據如何收集、數字貨幣如何開發和推廣等的總體願景。”
是否為科技業鬆綁習李意見不合？
在外界分析看來，中國的整體科技發展遠景其實並不明朗。一方面，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支持者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科技企業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橫加阻攔，而在極端防疫措施導致的經濟下滑壓力下，李克強、劉鶴為代表的政治力量希望為科技產業鬆綁，釋放數字平台對經濟發展的潛能。
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今年5月15日刊登了習近平去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近平在那次講話中強調，要防止”有些資本野蠻生長”。要反壟斷、反暴利、反天價、反惡意炒作、反不正當競爭。要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在外界看來，《求是》發表這一文章的時機耐人尋味。
此前，習近平在4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要完成平台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
《金融時報》5月18日報導說，對習近平言聽計從的中國網信辦與劉鶴領導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展現路線之爭，集中體現了這一矛盾。
報導說，網信辦的職能已經從宣傳與審查升級到了數據與網絡安全。《金融時報》援引加拿大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亞列克斯·帕耶特（Alex Payette）的話說，網信辦主任莊榮文屬於與習近平關係最為密切的“福建舊系”。
莊榮文5月初在一次會議中繼續闡述了中國政府對科技企業的嚴管路線，強調加強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監管，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聚焦網絡“亂象”，加大網絡持法力度。這與李克強、劉鶴對科技企業的安撫言辭形成鮮明反差。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治與戰略學院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對《金融時報》說：“劉鶴說公司還是可以海外上市，沒問題……但劉鶴說什麼不重要。你現在還是無法繞開中國網信辦的審查。”
清華教授科技民族主義建議引爭議
與此同時，有中國學者呼籲，中國政府應該繼續加碼對半導體等“卡脖子”科技弱項領域的資金扶持，甚至不惜對外國手機加徵巨額稅負、對國產手機予以補貼。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鞠建東5月14日在一次經濟學家論壇上說，為了促進中國的芯片產業結構升級，必須“打破國際巨頭的遏制”、“打破國際技術對中國市場的壟斷”。
鞠建東呼籲今後10年每年補貼兩萬億元人民幣，確保外國核心技術在中國市場份額不超過70%，讓中國技術至少佔有中國市場的30%。他甚至建議對“完全不使用中國的芯片”的蘋果手機徵稅400%，並對使用國產落後芯片的中國手機進行降價、由國家進行補貼，確保其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
這一呼籲被分析人士批評為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的表現。研究國際政治經濟與科技專業的倫敦大學城市學院講師塞西莉亞·力卡普（Cecilia Rikap）說，鞠建東的這一提議如果被採用，只會適得其反。
她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台積電在芯片製造領域將會繼續創新，美國公司將在芯片設計方面保持其知識壟斷地位。換言之，在這一領域，除非採取更極端的措施（例如知識產權豁免），否則為時已晚。”
“如果中國政府這樣做了，可能部分原因是為了加強地緣政治作用。這當然會有利於中國的政府和共產黨，但不會有利於中國人民。”她說。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卡普里說，這種技術民族主義將導致中國國內消費者市場的“耗損”和水平降級，導致中國科技市場的“加拉帕戈斯化”（Galapagos syndrome）——即如同被困孤島一般，喪失與區域外市場的互換互通性，最終陷入被淘汰的危機。
“這與幾十年來從根本上推動中國技術民族主義的基本理念沒有根本不同。”卡普里說：（這一趨勢）正在加劇，因為（中國）急切地意識到，中國非常脆弱，因為它仍然十分依賴外國技術，尤其是半導體。”